论国法之贵

政府就是代表公民的利益，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事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核心任务就是严惩罪犯，保护无罪者。从公民意愿的角度看，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就便于治理了。

过去人们的认识仅限于罪人就是恶人，无罪就是好人的层面。现在如果坏人陷害好人，好人就要保护自己；如果坏人想杀我们的父母妻儿，我们就要将其捉住并杀了他；如果有人想偷我们的财产，我们就要捉住以后鞭笞他。诸如此类，没什么不合理的，但一个人的力量要对抗势力强大的坏人，或是想防止他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也需要很大的成本，而且效果也未必很好。所以就要像前面说的那样，需要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民政府，来完成保护好人的职责。

官员的薪酬自不必说，政府的各项支出都由人民提供，这是一种契约：既然政府获得了代表公民的权力，那么政府所做的事就是公民的事，公民也必须遵守政府的法律。所以这个契约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

公民服从政府不是服从政府所制定的法律，而是服从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违反法律也不是违反政府制定的法律，而是违反自己定下的法律；违法后受到惩罚也不是被政府惩罚，而是被自己定下的法律惩罚。说得再形象点，那就好比是一个人要尽两个人的职责：第一个职责是建立能够代表自己的政府，惩戒坏人保护好人；第二个职责是谨遵与政府的契约，服从法律，并接受法律的保护。

综上所述，既然公民与政府已经约定：将实行政令的权力交给政府，那就意味着公民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也不能违背法律的任何条款。譬如逮捕杀人者，执行死刑，这属于政府的权力范畴，追捕或监禁盗贼属于政府的权力范畴，受理公事诉讼属于政府的权力范畴，管理打架斗殴属于政府的权力范畴，这些权力范畴公民一点也不应该干涉。如果违反这些原则，私下杀死罪人，或是私自抓捕盗贼鞭笞他们，这类私设公堂的行为本身就是触犯法律，这种罪行决不可轻饶。对于这一点，那些文明国度的法律都制定得非常严厉，这也正是“威而不猛”的道理。反观我们日本政府，看起来好像很有权威，但民众只是因为政府显得高贵而敬畏，并不知道法律之重要。

现将私裁的弊端和国法之贵记述如下：

假如有强盗侵入我们家中，威吓家人，抢走金银，这时家长的责任就是把这件事的始末诉诸政府，等待政府的处理。如果事情十万火急，没有报告的时间，就在你犹豫的时刻，强盗已经闯进来，并抢了钱财准备逃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主人上前阻止，就有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最好的办法是家人联合起来，一方面要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抓捕强盗，并择机报告政府。在抓捕强盗的时候，主人可能会用棍棒利刃打伤强盗的身体、打断腿部，危急之时甚至会枪击强盗，这只是主人为了保护自身生命，维护个人财产“被迫”采取的防卫手段，决不是为了私自追究或惩罚强盗的罪行。

只有政府才有惩罚罪犯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没有这份权力。如果个人已将强盗束手就擒，就不能私下杀死或殴打他们，连一根手指都不应该伤害他们，只能报告给政府，等待政府裁判。如果主人在盛怒之下殴打或杀死已经束手就擒的强盗，那就和殴打杀死无罪之人同罪。

譬如某国依照该国法律，对偷了十元钱的盗贼笞刑一百下，对踢了盗贼面部的主人也笞刑一百下。案由是：有一户人家遇了盗贼，盗贼偷了十元钱逃跑时被主人抓住并绑了起来，此后主人又生气地踢了盗贼的脸。根据国家法律，盗贼固然要被施以笞刑一百下，主人因以平民身份对盗贼动了私刑，所以他也应该受笞刑一百下。这是国法的尊严，民众不应冒犯。

由此可见，报私仇是不可取的。杀死我们亲人的罪犯也是国家中杀死他人的公众罪犯，只有政府有逮捕罪犯并用刑的职权，平民无权干预政府的职权，更没有由被害人之子代替政府来对公众的罪人私下用刑的道理。私刑行为不仅是对社会的妨害，也是搞错了公民的职责，违背了自己与政府的契约。即使政府对罪犯处置不当，甚至有偏袒倾向，平民也只能以不公正为由，对政府提起控诉。总之，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应该自己对罪犯动用私刑，即使弑亲仇人就在眼前，也没有私自杀死他的道理。

早在德川幕府时代，浅野的家臣为了报仇，杀死了吉良上野介，民间都把家臣称为赤穗义士，这真是大错特错！那个时期日本的政府是德川幕府，浅野内匠头、吉良上野介和浅野家臣都是日本国的公民，照理就应该遵从政府法律，接受法律保护才对。只是因为一时错误，上野介对内匠头做了无礼之事，内匠头不但不向政府提出告诉，还乘怒想要私自杀死上野介，结果演变成双方的争斗，而德川幕府判决内匠头切腹自杀，却免除了对上野介的惩罚。这就是不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