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受邀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内参时，我思考了许久，不知从何下笔。

因为许多现实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个个地闪现，不断地向我逼问，并触动着我的心绪，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在赞比亚，非洲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喜欢中国，但不喜欢中国人；喜欢日本人，但不喜欢日本。这让我非常吃惊。问其缘由，却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你们中国人已经不像以前的中国人了，你们现在只知道跟我们做生意；而日本人则不然，他们先教我们插花与茶道，然后再卖给我们东西。”这让我感到有些郁闷，堂堂“礼仪之邦”的同胞为什么会变成唯利是图的“暴发户”了呢？

在佛州奥兰多，从事医疗健康事业（Healthcare）的合作伙伴专程从南卡州驱车来看我，畅谈如何为中国的“医改”做些事情。回国后，我却被业内的“资深人士”的反应所困扰，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医院“水太深了”，美国人基本上不可能搞明白；最后这些“资深人士”往往又会补充道：“当然，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这又是什么心态？

丰田公司坚持了几十年且作为成功秘诀之一的QCC（质量圈），为什么在国内的企业却成了成果倒装的“发布秀”，并被戏称为“去吃吃”和“苦兮兮”呢？

在杰克·韦尔奇（JackWelch）时代几乎全中国都在“言必称六西格玛”，可是为何却随着他的“黯然失色”而日益变得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些人变得“谈六色变”了呢？

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等昔日的企业帝国以及华尔街宠儿们一个个倒下，是否预示着一个旧的生产力时代或“数量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质量世纪”的来临？

为什么北京北四环路南边的那排小商铺前会赫然挂出一个醒目的广告牌：“德国品质，绝对放心，日本原装，品质保障”，却不敢大声地说出“中国品质”这四个字？

为什么北京某知名汽车公司的中方负责人认为中国人的基因里缺少“质量”，更没有这种文化传统？难道日本人和韩国人天生就具有这样的基因吗？为什么中国颇为著名的某软件公司居然不敢提“质量”一词？中石油某油田的质量高管也对我说：“不敢谈质量，现在基本上是用'质量奖'和'卓越绩效模式'来替代质量。”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空军副司令要带领将军们学习“零缺陷”，而且还要求多讲讲“外面的东西”，并在系统内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会议录像？

为什么奥组委专家们在进行项目流程设计时，首先考虑的是先做项目的变更流程，而不是考虑如果不变更流程该如何运行？

为什么“航天”始终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而且是用质量保安全，从而确保一次次的成功；石油石化却要采取质量与安全“双第一”的策略，而实际上却是谁离“乌纱帽”近谁第一？

“航天”勇敢地高举“零缺陷”大旗，喊了十多年，但仍然流于表面，不见落地，甚至许多干部起到了负面影响，这其中到底缺少了什么？

随着翟志刚完成出舱行走的历史壮举，参与宇航服研制的各研制机构分段担心、放心，极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虽然没有出问题，但这是质量吗？

华为在从国内硬实力向国际软实力转变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向“零缺陷”取真经？

一汽大众为什么要在合资18年之后开始从“质量技术”转向“质量文化”？

为什么以质量赢得世界的丰田公司在取得全球数量第一的“宝座”后，却深陷“召回门”的危机？

为什么曾经使中国乳制品企业几乎一夜之间“全军覆没”的“三聚氰胺”，却在行业刚刚复苏、信誉恢复不久又死灰复燃？

无人否认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全社会的事，但为什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成了“疾病防治中心”牵头去做的事情了？

为什么翻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们的字典，里面却找不到“质量”一词？

为什么国内各类组织都已经运行了十余年的各种质量体系，而且每年都要经过开销不菲的内部和外部的评审，到头来却始终是“两张皮”？

于是，我在接受新华社等媒体的采访以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阿里巴巴网站做直播时，提出了“中国质与量的精神分裂症”以及“先天的质量缺陷”等概念，引起了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共鸣。

而要回答上面那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则必须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如果说30年来我们一直在实践着“白猫黑猫”理论，踏踏实实抓生产、雄心勃勃赶、学、超的话，那么，一场金融风暴的到来，让我们一下子看清楚了许多一直模模糊糊的景象。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