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报纸上论战各讲各的理 惊回首深交所抢先挂牌

组织部不知如何安排禹国刚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王健和禹国刚两人搭档搞起来的。

禹国刚比王健大7岁。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在军工厂测试过火炮，声声震耳。1981年春节，禹国刚变卖家产得来600元钱，带着老婆儿子闯深圳，在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简称爱华）做活儿。

有日本老人名冈崎嘉平太常来中国，每来必跟廖承志申请，要廖承志差几个中国青年去日本学证券。廖承志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之子。终于，1983年爱华电子有限公司党委秘书禹国刚和另一中国小伙儿蔡靖华被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选派到日本，不远千里学证券。那一年，廖承志去世。

对中国人的到来，日本人很敏感，把两位中国小伙儿的照片登在《朝日新闻》上，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照片说明有点味道：在资本主义中枢东京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不能怪日本人怪里怪气。禹国刚在日本学了两年后回到深圳，组织部果然不知该怎么办。不能因为你是学证券的就给你开间交易所，就好比当年不能因为你听惯了外国话，就不能去听炮声。领导说：“现在国内没有股票，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禹国刚只好悄悄回到爱华摆弄彩电。

5年后，1988年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在考察了欧洲和香港后，提出创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深圳证券市场。禹国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被抽调到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任专家组组长。

禹国刚到位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挖来王健。结果，两个人都是副总经理，总经理一职空缺。

王健上任后办了4件事：第一是找人，第二是找钱，第三是找地方，第四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某日王健得到消息，说是证券市场专家小组有一笔20万元经费，存在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没有用。王健骑上自行车，跑到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与总经理董国梁商量借这笔钱。董国梁爽快应允。

接下来是找地方。王健跑遍了深圳市，最后去找科委领导叶华明，叶华明是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后代，“听说我们创业如此艰苦，他大为感动，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搞证券交易所，像我们这样搞法。叶华明叫我们搬到科委来免费办公，以后交易所就设在科委大楼一楼大堂。我走出科委大楼，围着大楼走了好几圈”。

王健向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汇报，而张鸿义却另有打算，说：“设在科委自然安静，但是其影响程度就不如在国贸大厦。深圳要走向世界，从长远看，设在国贸大厦影响会更大些。”国贸大厦总经理马成礼把三楼的仓库贡献了出来，三天后证券交易筹备小组的牌子就挂了出来。

食洋不化三足鼎立

在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袁天凡热情地接待了筹备小组，提供了英、美、法、德、日，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大部分都有中文译本。

大家分工合作，各写一摊，最后由王健和禹国刚总纂，形成《蓝皮书》。因为大家参考的书目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因此编写出来的文字有港味的，有台味的，还有洋味的，有点不伦不类。“不管怎么说，它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蓝皮书》的问世遭到一片质疑声，有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发表文章，说《蓝皮书》食洋不化。争论中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都在报纸上发表各自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应该立足于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然后下面是深交所、登记公司和券商三足鼎立，三方互相监督。

王健说：“三足鼎立使深交所只是一个集中交易市，遇到股市暴涨暴跌，没有权力去干涉。三足鼎立的另一位是券商，券商实际上是一种店铺交易、柜台交易，是在各个证券交易所的营业部进行，甚至很多券商自己都在炒作股票，操纵股价。而证券登记公司本应是交易所的一部分或者附属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却把它独立出来，各搞各的。”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这应该在下面勾兑，怎能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太不和谐了。但想想当时的情形，这些同志挺可爱的。

王健提出了第一方案：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机构。这个方案遭到了否决：“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党组意见：你们的方案我们不同意。移植借鉴香港法律要结合中国实际，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中国行不通。”

另一个争论是，有人提出对“证券公司进行改造，取代交易所的职能”。王健拍案而起：“就是外行也清楚，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证券公司，价格便不会一致，这就会为一些人提供投机的机会，柜台交易的‘三公’就做不到，黑市交易就会杜而不绝。”

1990年5月，王健和禹国刚等人到北京公干，禹国刚记得那次是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谈的，金建栋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不如暂时叫深圳证券市场好。

“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禹国刚问。

“你不懂，先叫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

深交所的名称前后变了几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还是回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换一次，信纸信封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