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联手搅局深交所开业

1990年4月深交所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试开业，没开成，改为8月18日。在8月18日前几天，主管部门又说北京不同意，不得不又改在10月13日。可就在这一日子之前的几天，深圳一位行长亲驾北京汇报，南归后，10月13日的试开业又被毙了。

“有几次，我要求主管部门拿文件让我们看看。人家说用不着文件，北京的电话就是文件！”王健说。

11月20日，王健突然接到北京“联办”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总想争第一，可是人家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被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

“我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我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全国现在也就几只股票，如果再不开业，我们也就开不成了！”王健说。

11月22日，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和郑良玉等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王健把上交所已经被批准，深圳股市混乱、官商勾结等问题再次提出，“经过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自动撮合、自动过户使大量的人为搞鬼没了机会”。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一位领导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变得凝重起来。

禹国刚说：“深圳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集中交易能把股市上70%～80%的弊端干掉。如果交易所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要找你们算账喽！”

各种利害摆得明明白白。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说，“12月1日开业。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会研究！”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这本应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候，但王健却感觉异样：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无精打采。9点钟到了。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会是一阵激烈的价格争抢，以赢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此时，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一位经理突然来到交易所。该机构是券商之一，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外，任何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来人顾不得许多，拉上王健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不过你们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于是，王健、禹国刚二人分兵两路，王健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禹国刚用车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头儿请来，让主管机关压阵。

不多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表示要严查。此前王健已查明：那三家证券公司都有报单，只是不报。这一天，只有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在交易所作了5笔交易。几家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事后王健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讨公平，处长却面露难色：“处理它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开业当天的情形后人少有叙述，有三点值得记述。

其一，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揭开。

其二，出席开业仪式最高领导是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

其三，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深安达）8 000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券商及出市代表是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温彤筠和深圳有色财务公司证券营业部的伍德民。

12月1日不是个好日子，后来被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半年后，深交所终于正式挣出来了。1991年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市长郑良玉、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邱晴、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等出席深交所开业仪式，明灯高挂。

虽然这次正式开业比前次试开业隆重得多，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1990年12月1日成立的。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对于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不同，王健总结出了几条：

“体制不同。上交所上下一致，券商愿意当会员，上交所顺利地实行了会员制。而深交所一开始实行公司制，为什么？因为深圳市政府没给钱，券商也没钱去雇人、去买系统，所以不得不实行公司制，深交所直到正式开业才改为会员制。但是，两个交易所尽管是会员制，章程也是由会员选举理事，由理事会任命总经理，但后来实际做法是证监会委派理事长及总经理，连起码的法规都不遵守。

“交易系统不同。在委托交易指令程序方面，上交所是开放的，股民无须转入款就可以在上交所任何一家营业网点进行委托。而深交所的委托系统是封闭的，股民只能在一家券商的营业部进行委托。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深交所这样做，说是防止交易混乱，其实这样极大地限制了股民的投资热情。就好像银行一样，如果不能通存通兑，不能在任何一家营业部存钱取钱，就太不方便了。

“电脑系统不同。上交所采用惠普公司的小型机，速度快，成交量大。深交所是微机联网系统，这就形成了交易瓶颈。这是当时深交所开业时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指示造成的，深交所当时要求买TENDON机，可大可小，既不浪费资源，又可以进行大型和迅速的处理。

“成交原则不同。上交所采用的是最高买入价与最低卖出价优先成交的原则，这样有利于增加成交量，但市价的波动也比较大。深交所采取以前一笔成交价为基础，向上向下各取一个价位，取截止价为成交价的原则，这种成交限制比较多，成交速率也比较慢，但市场波动却很小。就开盘价的产生而言，上交所不存在集中竞价，直接进入连续竞价，其实集中竞价是国际惯例，在这一点上上交所没有按国际惯例运作。

“清算和交收系统不同。上交所没有把清算和交收分割开来，简便快捷。而深交所只负责一级清算，二级清算以及过户、登记都由登记公司和券商来完成。很明显，上交所统一交易统一清算效率高，内幕交易不易形成。而深交所的做法容易产生内幕交易，损害股民利益。这是三足鼎立造成的，是脱裤子放屁。”

1991年王健突发急病，之后淡出深交所，禹国刚以副总身份主持工作。1993年7月，中国证监会派夏斌出任深交所总经理，禹国刚淡出。王健认为，夏斌任内最大的业绩是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其间周建南也功劳大大。

2007年，退休后的禹国刚到长江证券去开户，旁人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搞了一辈子股票，现在才开户？”禹国刚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炒股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