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晋徽盐商崛起1370~1643（上）

中国商人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中国商帮萌芽于明朝，这足以让明朝与众不同。

元朝由流淌着杀伐之气和霸气的成吉思汗开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朝代，但也是这个王朝，却被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所灭。这种历程，使得明朝从一开朝就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特质。

与汉朝的刘邦一样，朱元璋出身草根，灾荒与瘟疫曾夺去他三位亲人。在走投无路之下，他进入皇觉寺（今洛阳境内）当了小行童（和尚）。因为天灾，寺庙也得不到施舍，16岁的朱元璋被迫外出云游4年。在最难熬之时，他曾仰天长叹：“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

可以说，朱元璋是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我们对中国商帮史的记录，正是从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1370年正式开始。是年，朱元璋实行了名为“开中制”的盐业政策。

第一章 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

因为最早受益于开中制及屯田制，山西盐商率先进入我们的视野。在了解山西盐商如何受益于这两项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这两项政策。我们的开篇就从一个与山西有关的古老趋势讲起。

朱元璋为什么没灭20万蒙古铁骑？

1386年，一只机械钟被挂进了高123米的英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是一只历史地位显赫的钟表，它不仅是全英国最高的钟表，也是迄今为止仍可以保持工作状态的最古老的机械钟。

同年的欧洲大陆和中国正处于战争之中。上任4年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发动了反击英国、收复失地的战争。这段历史成为两个冤家对头断断续续持续了116年的百年战争（1337~1453）的组成部分。

在同一时期，中国迎来了它的新皇帝朱元璋。尽管元朝已经灭亡，但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仍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他们企图重新入主中原。就这样，明朝与元朝残余势力一直对垒，直到一年后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部落。

扩廓帖木儿部落是蒙古四大剩余势力之一，大本营设在太原，经此一役，折兵4万，再没有重整旗鼓的精力，最后同行十八骑，逃往甘肃，狼狈至极。1370年，甘肃与陕西被明朝收入囊中。

尽管扩廓帖木儿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溃不成军，但明朝仍面对着北边20万蒙古铁骑的威胁。为了防御，100万人的大军被朱元璋调往北边，这几乎是明初全部军队的总和。

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将这20万蒙古铁骑消灭？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仅仅如此。最初明朝对蒙古军队采取了强势打击之势，但1372年的一场明蒙大战，明军大败，从此拉开了明朝以整修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朱元璋怕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告诫后世，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今位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安南国（越南）、暹罗国（泰国）、爪哇国（今位于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并特别嘱咐“切记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后世说，“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显然，当时要警备的是来自北方的心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也认为，明朝时的中国在东亚没有竞争对手，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其学习并纳贡。当时俄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

朱棣（1402~1424）是明朝历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为“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他将父亲朱元璋的训诫置于脑后，在1410~1424年先后三次发起对蒙古的战争。虽然征讨取得了胜利，但远没有达到扫除边患的程度。

同样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开国之初对辽的对策中，就曾出现过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但全都失败。1004年，两军再次交兵，北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仍俯首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1044年，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以至于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它（北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去。”他的结论是，两宋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的记录，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