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堪称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战国到明朝，这一命题如影随形。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汉武帝时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筑过长城。

长城千年的修筑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题，这让长城多少有些归于宿命的悲壮。《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长城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

该书还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自从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的，并下结论说，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

长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但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旦南侵的铁骑出现，明朝的北疆就犹如洞开的门户，大有无从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

尽管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归化、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实际上并不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当时的边境实则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为标志，仅有中国骑兵巡逻其间。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继建起了9个关口。当时山西行省囊括的范围远较现在广阔，包括今天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以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于当时山西行省的关口就是5个，分别是大同镇、宣府镇（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绥镇（驻地在今陕西榆林）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从中可见一斑。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首领俺答说：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则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段，军队后勤维护费用偏高。

明初与宋初一样，都作了一个囚徒式的选择，那就是聚于防守。尽管朱棣不甘认命，但最后落下的仍是一个认命的结果。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了86.3135万士兵，配备34.2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以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以大同、宣府二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其配备的士兵、骑兵数量和手操纵火箭、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等，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的固定要塞。

《剑桥中国明代史》甚至认为，保卫北京唯一坚固的城墙，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而非边关的所谓屏障。远比想象中要弱的边关，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扑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明朝亟须经济的恢复来巩固和捍卫疆土。

当时，蒙汉交兵，北部人烟稀少，如何为军人和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一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分量及其拱卫北京的重要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有所倾斜。

历史上并不缺少像朱元璋这样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绝对忠诚，不容许有丝毫欺瞒。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要求“无不奏闻”。

太原人杨宪就充当过这种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为办事干练，杨宪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后被委派到老家当行省参政。1370年6月，杨宪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当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山西马邑，路远费繁。杨宪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政府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盐（200斤），并允许这些盐被贩卖到指定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盐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让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的这一建议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政府来说，显然并不现实。若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官办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建朝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并下谕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大臣：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

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这实在是一石三鸟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国家税收、军饷供应有关，也形成了山西、陕西、徽州盐商推动各自区域商帮萌芽、兴起的基础性环境。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盐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韩毓海认为，明政府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在战争中向私人银行家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相似性。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情形的形成。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1796~1820），这种状况还一直没有改变。嘉庆时的《两淮盐法志》记载说：“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

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府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往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销售权。换句话说，开中制通过盐业运输和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的增大，完成了盐的空间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