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1530年以后，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中国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之一变：出口和贸易造成货币流失的担忧不再是主要威胁了，且物物交换也不必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代替这一切的，是以商品和物资的大规模出口来换取美洲白银货币的时代潮流。

也是在1530年，福建延平县令徐阶（1503~1583）因为成功处理了一件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由此开始了他光辉的前程，最终一路升到了首辅。而另一位权臣、户部尚书梁材（1470~1540）却因拒绝增派修建工程的人数，在1540年被解职。当时为政府修建工程的人数多达4万以上，用于修建宫殿、祭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600万两白银，应付未付的物料、劳务金额达27万两白银，但梁材仅有6万两白银可供支配。

明朝财政的白银化包括田赋、课、役三个方面。课的白银化，首先是盐，其次是茶、矿等。役的主体是遍布乡镇的里甲、均徭、杂泛。城市之役，主要是铺行和火甲。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国库的银锭储备往往被耗费一空。由于政府没有更多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1540年以后将实物税和徭役折银的现象变得普遍，以致续任的户部尚书先后在1544年和1550年建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30%折银缴纳，部分徭役折成白银。这项建议被批准，但由此得到的白银补充量仍不能满足皇帝对银锭的需求。

明朝海外走私贸易也是在这前后达到了一个高潮。16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以前，中日关系紧张，1542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开始与日本开展贸易，中国澳门—长崎—中国航线迅速发展成为澳葡获利最巨的黄金海道。从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游刃于中日，到1567年明政府开放福建月港作为贸易口岸，葡萄牙商人通过垄断的中国澳门—长崎—中国月港贸易，以及将马尼拉设为据点的西班牙商人通过秘鲁—马尼拉—中国月港等多条渠道的航线贸易，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大明帝国。

也是在这前后，美洲和日本都发现了大量银矿。16世纪40年代，西属美洲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银矿，1554年，一种便宜、简单使用水银和盐以提炼低含银量矿石的炼银法——汞齐化法诞生，自此，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大量增加。

因白银提纯技术的提高，在此前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猛增到原来的3倍，随后又增至5倍；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至16世纪末，日本发现大量银矿，“灰吹法”的白银冶炼方法也由中国传入日本。

到嘉靖年间，江南行省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田赋用白银缴纳，而广东自1450年起，就已采用了部分徭役折成白银的形式。16世纪初，大臣桂萼提出了赋役新构想：将杂役、正役和两税（即夏粮和秋粮）合而为一，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这一设想被后人概括为“一条鞭法”。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明朝名臣南海人庞尚鹏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琼山人海瑞在南直隶地区先后推行“一条鞭法”，东南沿海遂成为全国较早实施新赋役法的地区。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铜钱在与白银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处于下风。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税制从1465年的户口、食盐等钱钞各半兼收的局面，进而演变成1581年完全用白银交纳的张居正“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能得到推行，就是因为经过多年经营，晋北边疆防区各类屯田——军屯、民屯、商屯皆有增长。首辅大臣张居正将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缴纳，取代陈旧而复杂的赋税制度，并向全国推广，最终使得白银成为明朝的税收和贮备货币。一条鞭法标志着，我国税法由税人向税物、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化。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而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一文中指出，明朝白银的货币化，充分显示出社会过渡和转型的特征。整个推进过程，是由自下而上的趋势转为自上而下再全面铺开，是成化弘治以后民间促动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