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778-1846），拿破仑一世的二弟，曾任荷兰国王。其子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②雷蒙德·威廉姆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哈蒙兹沃思，1985年，第320页）。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诠释这个观点。如果截至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属于“史前阶段”，那么这“史前阶段”要比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历史”更容易预测。如果我们在过去的历史的某一点将其剖开，然后检视它的横切面，我们未看之前就应该已经知道那里会有什么了。比如，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都落入了统治精英的私囊，而劳动者自己操劳一场却两手空空；我们会看到各种形态的政府时刻都准备着用武力维持这样的局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时期的神话、文化和思想都在某些程度上为这种局面辩护；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些被剥削的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这种不公正的制度发起的反抗。

但即便人类最终摆脱了阻碍进步的枷锁，预言未来也只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到那时，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在合理的范围内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他们能花更多时间追求我们现在所说的“业余爱好”，而不是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工作上，那么他们的行为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我强调“我们所说的‘业余爱好’”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用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财富将一大批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不会把那些不再需要劳动的人所从事的活动称为“业余爱好”了。正如没有“和平”就无法定义“战争”一样，“业余爱好”这个概念存在是因为其对立面（“劳动”）的存在。我们还需要牢记的是，所谓的“业余爱好”可能比开矿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更为费力，更为艰苦。这一点正是马克思自己提出来的。不过一些左翼人士或许要失望了：原来不用劳动也不意味着可以四处闲逛抽大烟啊！

让我们拿监狱里囚犯的行为做个比喻。要说出囚犯一天的时间表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活动是被严格限定的。典狱长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囚犯们周三五点起床，即便他们自己起不来也会被狱卒揪起来。不过囚犯一旦被释放，要掌控他们的行踪也就没那么容易了，除非你能在他们身上安装定位系统。我们可以说，释放后的囚犯从他们被囚禁的“史前阶段”进入了真正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现在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需要由外力为他们决定了。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个起点：从这一点开始，全人类都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社会主义是认认真真的民主，而不是仅仅打着民主幌子的政治迷局。而人们生活更加自由这样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很难准确地预测他们周三早上五点到底在干什么了。

一种真正艰难的未来局面不是对现在的单纯延续，也不是与现在的彻底决裂。如果未来与现在彻底决裂，我们又怎能分清它到底是不是未来呢？然而，如果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现在的语言描述未来，那未来与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马克思对解放的认识既反对平稳的延续，也反对彻底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那种世间少有的奇才，一个能保持清醒现实主义头脑的理想主义者。他将注意力从未来的美好幻想转移到枯燥的现实工作中。但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丰富多彩的未来。他对过去的看法比很多思想家都更为阴郁，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很多思想家相比都更具希望。

现实与理想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从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角度看待现实，就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否则你就无法正确地看待现实，就像除非你认识到婴儿终将长大成人，否则你根本无法真正明白作为一个婴儿究竟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内部蕴藏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超乎寻常的可能性，而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妨碍了这种力量的爆发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这也正是为什么马克思可以一直保持希望，而没有成为拥护进步的天真之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而没有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或是失败主义者。洞察悲剧的眼光要求我们直视最残酷的事实，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现实，开辟一片新的天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个悲剧的思想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悲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