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试图对这种指责做出回应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如果马克思忽略了人性，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人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不过是让我们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借口。人性的观念反复地向我们灌输人类的软弱、腐败、自私自利，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这一点有史以来都没有一丝改变，而任何试图实现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努力最终都将因此而失败。“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改变人性”是对革命政治常见的反对理由之一。对于这样的看法，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人性中并没有什么核心的内容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在他们看来，塑造了人类的是历史，而不是人性。我们的历史就是不断变革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改变历史环境而改变我们自身。

马克思恐怕不能完全同意这样的“历史主义”论调。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确相信人性，也——正如诺曼·杰拉斯①在一本出色的小书中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人性②。马克思并不认为人性比个性更重要。恰恰相反，他似乎对这样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深信不疑：人类的通性正在于每个人都与别人不同。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曾谈到所谓的人类“物种存在性”，而这正是关于人性的唯物主义认识。我们物质机体的性质使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有各种需要、会劳动、爱好社交、有性欲、渴望沟通和自我表达的动物。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别人的支持和关爱，但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越这种关系的实际效用本身。或许我可以在这里摘录一段我自己以前写下的一段评论：“如果另外一种生物能与我们对话，能与我们一起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能与我们进行性生活，能创造出看似毫无意义的‘艺术’作品，有痛觉，会讲笑话，也总要死亡，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生物学事实中推测出很多关于这种生物的道德甚至政治结论。”③这种可以称作哲学人类学的观点，现在已经不那么受人追捧了，但这正是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提出的观点，而且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后来放弃了这样的看法。

①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②诺曼·杰拉斯，《马克思与人性》（伦敦，1983年）。

③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牛津，1996年，第47页）。

因为我们是会劳动、有欲望、会说话的生物，我们就有能力在那个我们称作“历史”的过程中改变我们的状况。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同时改变着我们自己。换句话说，变革与人性并不矛盾。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具有创造力、头脑开放、还有进步空间的生物。但黄鼠狼就不能像人一样。因为黄鼠狼的物质机体决定了它们没有历史；除非它们隐藏得太深了，黄鼠狼也没有政治。没有必要担心它们有一天会凌驾于人类之上，虽然它们没准儿真能做得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更好。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它们不是社会民主派，也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然而，人从本性上来说就是政治的动物——这不仅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更因为我们需要某种制度来管理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也需要某种机制来管理我们的性生活。人类有这种需要，其原因之一在于性行为可能会扰乱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纯粹的欲望是不考虑社会差异的。但这也是我们需要政治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剥削和不平等一直都是人类创造物质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因此就需要一种政治制度来控制剥削和不平等带来的冲突。当然，人类还通过其他象征性的方式表达这种秩序，无论是艺术、神话还是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物质的天性赋予我们某些权力和能力。我们只有在自由实现这些权力并以此作为目的，而不是单纯地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实现这些权力时，才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权力和能力的体现方式都有所不同。但它们总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身体之中，而且其中一些权力和能力在不同文化中的形态都大同小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人可能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但合作完成一项任务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样的身体，这本身就足以创造出很多假设、期待和理解①。每一种文化都存在悲伤和欢乐、劳动和性欲、友谊与敌对、压迫与不义、疾病与死亡、血缘与艺术。不同文化理解这些内容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金奈②与曼彻斯特，死亡的方式和意义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死。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作为有目的、有感觉的存在就难以避免地会感到痛苦——而正因为人类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也就成了受激情支配的存在。”马克思认为，死亡是作为种群的人类战胜个人的残酷方式。他在《资本论》中提出，世间的单个男女都不希望自己因为沉重的劳动、事故或者伤病而过早地死亡。共产主义虽然可以结束劳动，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设想的那个社会里没有事故、受伤和疾病，更不用说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