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一名任教于柏林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他的祖先当中有好些市长和牧师。在符腾堡的施瓦比施-霍尔地方，教会中存有一些古老的墓碑，上面镌有朋霍费尔这个姓氏。他的母亲是卡尔·冯·哈塞的孙女。哈塞是耶拿大学十分着名的教会史教授，他也曾在一所城堡里尝过铁窗滋味，因为他当时热心于支持学生团体的自由。

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成员（ 他于1906年2月4日生于布列斯劳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长大的。他曾在柏林的格林瓦德（ 绿色森林 ），同举世闻名的神学家阿道夫·冯·哈那克以及十分着名的历史学家汉斯·德布鲁克的孩子们一起玩耍。1924年夏天，他开始了在柏林大学的学业，1927年他以一篇关于圣餐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尽管哈那克、泽贝克和李茨曼等柏林大学最有影响的老师十分器重这位炉火纯青的青年神学家，他还是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他从未听过其讲课的卡尔·巴特的影响。① 这种影响清楚地表现在他后来的大学论文Akt and Sein（《 行动与存在 》）之中，在这篇论文里，他明确指出了辩证神学 ① 对于哲学史和神学史的重要意义。

他在巴塞罗那做过短时期的牧师（ 1928—1929年 ），又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过一年（ 1930年 ），然后开始任教于柏林大学。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他一直在柏林大学教书，直到1936年国社党当局最终禁止他授课为止。在这些年间，最重要的一次中断出现在1933—1935年，那段时期他承担了圣保罗和伦敦西顿汉地区德国会众的工作。他采取这一步骤的缘由，是要对德国教会中初露端倪的所谓“日耳曼基督徒”倾向②提出明确的抗议。从这个时候起，他便成了为西方的普世教会解释德国发生的事件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正当他与C。F。安德鲁斯进行接触，准备去拜访甘地的时候，他收到德国宣信教会 ③ 的一项请求，要他回国去领导一所在波麦拉尼亚设立的培养青年教士的临时神学院。在履行这项职务期间，朋霍费尔的神学影响和人格影响达到了顶峰。在这所神学院，他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对在教会斗争中进行妥协。在这里，他还写了《 作门徒的代价 》（ 1937年 ）以及《 团契生活 》（1938年 ），这两部着作在他生前曾使他的名字和思想广为人知。

正当他在《 作门徒的代价 》中对“廉价恩典”所作的激烈攻击引起的讨论还在进行之际，种种完全不同的事态发展开始改变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整个方向。通过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他得以略微窥知围绕冯·弗里奇将军出现的危机，以及与贝克将军有关的推翻纳粹政府的计划。在此之前，由于受到在英美的经历的影响，朋霍费尔一直非常接近于绝对和平主义—— 一种那时在德国还鲜为人知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开始发现，和平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逃避，尤其是假如他由此受到诱惑，从而脱离同抵抗运动的那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日益增加的接触的话，就更是如此。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逃路，可借以躲进某种忠顺的境界。1939年，他在美国做讲学旅行时，他的美国朋友们从各方面极力劝他留在美国，在那里搞一些适合于他的普世主义思想、适合于他对外国教会生活的善意关切的工作，但他却决定返回德国，回到那显然正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去。他搭上的船，是战争爆发前夕返回德国的最后几艘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待在此地。……我们念及自己的德国弟兄的那次简短的祈祷，几乎使我不能自持。……如果说事态正变得更不肯定，我则是肯定要返回德国。……在战争情况下，我不要留在美国……”最后他写道：“自从上船以后，我内心里就前途问题进行的斗争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