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即忙于宣信教会的各种任务、各处视察，忙于他的《 伦理学 》一书的繁重工作（ 这部书没有完成，最后于1949年在他死后出版 ）；此外还有抵抗运动的种种任务，包括所需的多次旅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最艰难而又令人感动的，是1942年访问斯德哥尔摩，以便同奇切斯特主教进行会谈。一方面，他要在盖世太保设置的种种障碍——禁止他授课、写作、发表任何演说，禁止他待在柏林——之下，做好自己的教会工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人悄悄地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护照以及一位特殊信使所需的种种文件。于是，他在内心里树立起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信心。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4月，一个晴朗的星期一，我们听说汉斯·冯·多纳尼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捕了，然后我们听到摩托车停在朋霍费尔的门前。我们尽量按照对这次预期中的来访的准备收拾好房间：把文件收藏妥当，把另一些可以提供虚假情报和不重要情报的文件放到桌上，果然，朋霍费尔被捕了。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被监禁的头十八个月，是在柏林的特格尔监狱军事部度过的。那是从1943年4月5日到1944年10月8日。在经过许多次的推诿之后，他终于得到许可给父母写信。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从他给父母的书信中选出来的。这些信都必须经过监狱的审查，特别是要由负责司法检察的罗伊德博士读过。这种环境自然影响了书信的内容。然而更加明显的是，朋霍费尔特别关切要减轻他的家人的焦虑。

但是，在六个月之内，朋霍费尔已在看守和护士当中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以致他可以开始扩大自己的通信范围了，有时是用书信，有时则用一些纸片断简。通信的对象包括许多朋友，其中也有编者本人。为了安全的缘故，当时不能不遵守某些规则。所以，关于某些处于危险地位的人，关于抵抗运动的进展，关于对他的案子的调查等方面的情况交流，都只得使用暗号进行。不过通信还是一直进行着，未被阻断，直到7月20日① 以后采取紧急措施，以及1944年9月卓森文件（ 与同卡纳利斯、奥斯特、汉斯·冯·多纳尼等人有联系的抵抗运动成员有关的材料、日记和别的一些可据以控告的证据 ）被发现为止。结果，朋霍费尔被盖世太保转移到阿尔伯特亲王街，进行严密监禁。十分不幸的是，这次转移以及编者本人在1944年10月的被捕，使得他在特格尔的最后几个月写的书信为了安全的缘故而不得不销毁了。较早时候写的所有书信，当时已经保存在一个安全的休养地。这些信组成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些信里，朋霍费尔随便地谈到了他的体验、思想和情感，尚未受到陌生人监视着的眼睛的干扰。

在他给我的信里，他附寄了一些他写的作品，其中有祈祷词、诗歌和沉思录。

这些书信使我们能够重现一幅单人囚室里的生活的图景，过着这种生活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敏感的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个人生活的隐秘细节，这种生活已惊人地融汇入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悲惨事件，与之融为一体，一个由多思的头脑和敏感的心灵造成的统一体。这整个的图景，在1944年7月21日的短信和“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中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总结，这篇东西写于“7·20”密谋失败的消息之后，那时候，朋霍费尔开始相信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密谋的失败对朋霍费尔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他在面对这一打击时，心里怀着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更新了的献身精神，怀着承担一切后果和附加的痛苦的坚定决心。将来，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第二个献身行动如何为第一个行动作了辩护，并证明了它是一笔不朽的遗产。人们可能不曾利用这笔遗产，但决不会丧失这笔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