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凡是研究日本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然而日本的有识之士却认为：外国人撰写的日本文化着作中，有一部可以凌驾于《菊与刀》之上，这就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作者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神韵。相比之下，既没有到过日本、也不懂日语的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论，不能不显得有点隔靴搔痒、拐弯抹角。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这样高度评价《日本论》：“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的律师审判官。……这一种科学的批判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都提倡的。”确实，假如要在20世纪的中国寻找一个最懂日本的人，这个人恐怕非戴季陶莫属。

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在政治主张上曾提出过比较反动的理论，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但他之所以能够扮演首席“知日家”的角色，当然是多种机缘凑合的结果。除却其他因素，或许还要归功于他既是才情横溢的文人，又是老谋深算的政客，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与知结构识。文人才子看日本，比较感性，虽然敏锐，却容易受性情与趣味的左右，变成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政客看日本，比较现实，虽然务实，又容易将复杂的问题功利化、简单化；只有兼具两者之长的人，才能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真正看破日本的庐山真面目。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显示了高屋建瓴的眼光。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戴季陶这样勾勒日本的精神史：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动起来，……此时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得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