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使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占据了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一度陷于悲惨的绝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季陶一再呼吁中国人克服妄自尊大的心理，正视日本民族的伟力：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蕃，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着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对日本文化的论述深深嵌入对方的肌理，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常读常新的魅力。比如“武士道”作为神道的鲜活载体，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日本民族精神——“大和魂”的代表，披着庄严而神秘的面纱，成为日本人心目中不言自明的真理，到后来连日本人自己都弄不清所以然。戴季陶以洞察历史之眼，还原了武士道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武士道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生存竞争与家系保存的需要，当时日本藩国林立：

那些藩国不但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的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就这些事实来看，“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更当然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信仰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