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也就是清朝废除科举制度那一年，年仅十四岁的戴季陶赴日留学，在此之前的经历，用他的一首诗来描述，就是：“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十二至十三，废经读翻译，十四任助教，十五事游历。”是一个少年神童的形象。据他的同学好友，日后成为他的幕僚，长期在考验院中任参事的谢健说，戴季陶说日语之地道，到了“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留学生”的程度；胡汉民在《日本论》的序中也这样写道：“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留日期间，戴季陶经常用“散红生”笔名写散文、小说和诗歌，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四年的留日生活，为戴季陶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成为孙中山的心腹部下后，戴季陶被推到了中日关系的最前沿，孙中山与日本政界的交涉，都通过戴季陶的传达执行。日本政坛的内幕，戴季陶如数家珍。1913年2月，随孙中山赴日本考察，戴季陶紧随左右，一个多月里，作为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和机要秘书，参与了孙中山在日本的一切重要活动，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作过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密谈，也是由戴季陶担任翻译。戴季陶在日本朝野名气之大，对日本社会介入之深，和机敏干练的程度，只消一件事就可证明：二次革命时戴季陶流亡日本，应孙中山之命参与协助日本国民党犬养毅的竞选工作，在日本各地到处讲演，一日达数十次，大受日本民众欢迎，差点击败对手。戴季陶后来曾这样自诩：“昔年我自信惟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便是我”，这并非自吹。

然而戴季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晚年戴季陶这样自我检讨：“在日本养成一种浪漫的性格，不容易改变。”确实，在血性未定的少年负笈东瀛，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两性关系宽松、人情丰沛、充满诱惑的世界，长期受封建礼教压抑，性心理扭曲的中国学子来到这里会发生什么，是不难想象的。戴季陶五官清秀，风度儒雅，聪明伶利，性情中本来富含风流的因子，出国之前一直在父兄的严格管教下成长。到了日本，失去家人的管教和监督之后，很快就走到放纵情欲的极端，奔放多情的性格与东瀛人情文化风土相摩相荡，使戴季陶沉迷于情欲的世界。有一次还与一位李性的朝鲜皇族公主相爱，深得对方青睐，差点当上朝鲜姑爷。“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流亡日本，已是有妇之夫的他仍然本性难改，与一位年轻美貌的护士小姐金子相爱，名义上是蒋介石二儿子的蒋纬国，便是这次风流情事的产物。戴季陶未老先衰，陷于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机，与留日时代的放纵生活有很大关系。正如他后来反省的那样：“这几年来我的精神异常衰弱，都由于十六七岁到三十当中无恒心的，个人享乐的，无节制的思想和行为，狂饮纵欲过度的勤劳，和一切不规律的生活习惯，都是重大的原因。……因为我认为人是要对一切人类负责任的，社会的责任，是有连带关系的，一个人是不能独自存在的，有了这个良心的认识，知行不能一致，天人交战，佛魔并行，于是忧愁之极，就弄到神魂颠倒。”而日本文化中“无常”的世界观，对他亦有潜移默化之功。戴季陶后来多次自杀，最后亦是以自杀结束生命，表明他有樱花飘散那样的潇洒。

李兆忠（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着名日本文化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