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大木乔任 甚至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唯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唯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 之前。不过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的打算却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有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这两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以为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便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 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的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它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它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