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父亲一开始打我们的时候，我妹妹和我总要哭叫着让妈妈来救我们。可她从来不来，她就那么坐在楼下听着我们哭着喊她。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她是不会来的。她从来不敢冒犯父亲，我想她无能为力。

不管我多少次听到“我想她无能为力”这样的话，它们还是让我感到不安。凯特的母亲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告诉凯特，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要现实地看待她母亲的角色。她母亲当时应当与父亲抗争，或者，如果说她怕他的话，她应当给警察打电话。对父母来说，没有借口可以袖手旁观，听任自己的孩子受到兽性的摧残。

在凯特和乔两人的经历里，父亲是主动的虐待者，母亲是沉默的帮凶。但是，这绝不是家庭生活中唯一的脚本。在某些家庭里，母亲是主动的虐待者，父亲是被动的一方。性别可以颠倒一下，但被动虐待的机理却是一样的。我的某些患者中，父母双方都是虐待者，但父母中一方虐待，一方消极的组合要普遍得多。

许多成年子女宽容了消极被动的父母，因为他们把这一方视为同自己一样的受害者。就乔的情况来说，这种看法更为强烈一些，因为他处于角色倒置的处境，觉得自己应当保护消极被动的母亲。

对特里，一位43岁的销售代表来说，情况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因为他父母中消极被动的一方成了对他满怀同情的安慰者。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受到母亲身体虐待的特里对自己无所作为的父亲却顶礼膜拜。

我当年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寄情于艺术和音乐，而不大喜欢运动。我母亲总骂我娘娘腔，她常对我发火，拿起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打我。童年大部分时间我好像都躲在壁橱里。我弄不清她为什么老打我，但无论做什么我好像总不称她的心。我觉得她毁了我整个童年。

我问特里，当母亲对他实施恐怖时，父亲在做什么。

很多情况下，我呜咽着哭的时候，我爸爸总抱着我，告诉我他对母亲的脾气感到多么难过。他老是说他对此无能为力，还说如果我努力点儿，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我爸爸真是个好人。为了让家里的人能过得好，他工作十分卖力。我小时候，是他给了我唯一持续的爱。

我问特里，自成年以后他是否同父亲谈起过自己的童年时代。

我试过几次，但他总是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不管怎么说，再让他烦恼有什么意义？我是同母亲有矛盾，又不是同他有矛盾。

特里否认了他父亲的同谋作用，因为他想保留自己对于童年的唯一一点儿美好回忆，即他感受父亲抚爱的那些时刻。正像提心吊胆的儿时依恋父亲的温情一样，今天，在担惊受怕的成年时代，他还在依恋着它。他试图抛弃童年时代那黑暗的壁橱，代之以虚假的现实，但他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面对真实。

特里十分清楚母亲的虐待是如何使自己的童年黯然失色的，但在自己对父亲怀着何种愠怒情绪这一点上就远不是那么清楚了。特里多年来一直否认父亲辜负了他。更糟糕的是，父亲通过暗示，如果特里“努力一点儿”就可以不挨打，把很大一部分责任加到了特里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