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经过改造变成了大会堂，主席台插满旗子，台两侧贴着对联，墙壁上拉起横幅，到处都是标语，内容不外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我的记忆底层，这是仓库打扮得最、最漂亮的一次，它既符合历史潮流，又花枝招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尚”。仓库的色彩特别强烈，除了横幅上的白字，标语上的黑字，整个仓库一片红。红旗、红布、红纸，就连话筒都系着红，而像于百家、荣光明、小池这些准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胸口都顶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花大得撑住他们的下巴，迫使他们昂首挺胸。

那天来的人特别多，大有挤破仓库的架势，除了第五中学的全体师生，还来了一些家长和附近的居民。新砌的水泥条凳挤不下那么多屁股，一些人就坐在过道上，连过道也坐不上的，只好趴在窗口，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脑袋。窗口外的脑袋特别突出，叠了好几层，遮去了一半的光线。我只知道我家的仓库能装货物，却从来没想到还能装这么多脑袋。

我们忍受寒冷，竖起耳朵听赵万年讲话。赵万年已不是昔日的赵万年，已经升任铁马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的声音比过去洪亮了好几倍，这除了他苦练嗓子之外，还得益于我爸他们厂对扩音器的攻关。赵万年的声音进入新话筒，经过新扩音器，从新喇叭里出来，就像小溪经过那么一段流淌，慢慢变成了大河，甚至大海。赵万年的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那时的掌声不像现在的稀稀拉拉，有气无力。那时的掌声节奏鲜明，频率高，声音大，每个人不拍痛巴掌就不足以表达自己对新事物的拥护。掌声尚未退去，革命歌曲响起来；歌曲还没唱完，又插入了敲锣打鼓声。仓库简直成了声音的仓库。

晚上，我从窗口爬进去，坐在一排排整齐的水泥凳中间，回忆白天的热闹，仿佛那些声音还在墙上，那些脑袋还在拥挤，那些红……那些红本来就在。仓库变化越巨大，我就越想念过去，想念赵大爷的咳嗽、我妈的香水、我爸的炒菜、曾芳的肥皂泡……这就像看见某个人红得发紫了，你会自然想起他低贱的往昔。我抱住脑袋，让仓库的颜色一点点褪去，让它一步步回到原来模样，让它陈旧得就像落在条凳上的月光。忽然，一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我用力掰开，发现身后站着小池。小池说：“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上午我看见你戴大红花了。”

“广贤，明天我就要走，特地来跟你告别。”

我们都才十六七岁，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告别。我找不到话说，就坐着发呆。小池站到条凳上：“裙子好看吗？”这时，我才发现她身上的冬裙。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演员基本上没人敢穿裙子，更别说是冬天了。小池的裙子在凳子上飞旋，扇起一阵轻风，搅乱我的眼睛。突然，裙子盘旋而下，掉到凳子上，露出小池圆满光洁的双腿。我赶紧捂住眼睛，别过脸去。小池却一把抱住我：“广贤，我们都不是学生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作主了。”我的呼吸忽然困难起来，感到她抱着的地方阵阵疼痛。我说：“放开。”小池没放，反而越抱越紧，紧得就像箍木桶的铁线。我大喊：“流氓！”小池的手顿时软塌塌，像松开的绳子那样滑落。我喘了好几口，才把丢掉的呼吸找回来。小池穿上裙子，不停地抹泪。我跳出后窗，跑了好远也没甩掉她的呜咽，胸口仿佛还堵着一团什么，便对着归江吼了一声：“流氓！”

这个晚上，小池是流着泪回家的，仓库离她家有两公里，两公里她的泪都没流干，你就知道她有多伤心。回到家，她把绑好的铺盖卷解开，把木箱里的衣服、饼干、牙膏和香皂全部掏出来，摔到客厅的地板上，然后坐在上面哭。她爸问她为什么？她说不想插队了。她爸说明天就要出发，想不想插队不是我们池家说了算。但是小池不管不顾，双腿踢蹬，眼睛哭得像烂桃子又红又肿。她爸只好割了几斤猪腿肉，连夜赶到赵万年家，求姓赵的把小池留下，或者找一个人替她去插队。赵万年说好孩子都要放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这事我没法帮忙，你也别拿猪肉来当糖衣炮弹。她爸回到家，把猪肉摔在桌上，冲着她就骂，当初谁叫你报的名？你不是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现在怎么突然不想去作为了？她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慢慢地把哭泣声调到最小，把那些散开的衣服重新折叠，放进木箱，把那个铺盖卷又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