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性伪装

当然，郑祖荫可以是中国的隐喻，亦可以是性别的隐喻；他曾跟钱玛莉共度一宵却拒绝性爱；他有三个姐姐并且可能有一个女儿；他出入于异域和香港之间，经常来去无踪，他兼有男性的阳刚也有女性的优雅……他是神秘的、不可解的，在众多秘密的遮掩下，郑祖荫几乎可被视为一种“复数的伪装”。

作者为什么安排这样神秘的一个角色，如同作者为什么选择以女性身份来书写这部小说般，并且刻意保持秘密十多二十年（时到今天，“钱玛莉＝邓小宇”已经不是秘密，但其实有心人当年早可从旧版首篇首段的句子“邓小宇一见到就敏戚地问：‘哗，你件衫这么“有趣”，是哪位大师的作品？’”中嗅出作者的身份端倪），个中是否存在一种叫做“阴性伪装”（feminine masquerade）的书写策略，跟作者的生活实践和情欲取向有着直接相关，颇值文学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乍看之下，《穿Kenzo的女人》主要以女人之眼述说女性心态，作者敏锐地看见七十年代中后期有一群叫做“女强人”的香港女性出现，她们懂得赚钱，勇于独立，敢于爱恨，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番新见与执著，钱玛莉和她的女友们几乎是“第一代港女”甚至“第一代剩女”不同面向的代表，可是，在细述女性心事的同时，钱玛莉之笔岂不亦是在素描香港男人的嘴脸与仪容？香港男人的众生相岂不亦是作者笔下的常态主题？男性作者透过女性身份评断男人高低，男性作者把情仇爱恨经由女性口吻投掷到男人身上，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曲折防卫机制和书写伪装战术，确是文化研究的大好主题，但这当然是诚恳而严肃的学术探索，非关“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