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反自由放任政策的主题，“在内部力量包含不稳定性的世界中，通过向环境中引入惯例、约束和干预，能够达到并维持表面平衡”(Minsky and Ferri，1991)。他坚持认为，问题在于以正统的新古典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不能提供对经济的深刻见解。这是因为这些标准的经济理论解释不了不稳定性和大萧条的存在，只能通过内部动荡和拒绝工资作出反应的顽固工人来解释。实际上，在传统理论看来，失业是对固执的惩罚(参见)。主流经济学不能命令把更进一步的自由放任作为解决“不均衡”问题的办法。相反，根据明斯基的观点，不连贯的市场结果是“天然的”，需要进行干预来避免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为了抑制市场机制造成的祸害，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机构，其特点等同于断路器。这些发挥作用的制度会停止那些形成不连贯性的经济进程，并且以新的初始条件重新启动经济……”(Minsky et al.,1994)。不仅如此，“制度和干预的倾向将主要决定整个时期经济路径是平稳或是动荡的程度：是前进的，是停滞的，抑或是恶化的”(同上)。

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更倾向于依靠投资支出拉动。在冷战加剧时期，联邦政府支出相对于GDP而言快速增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70年代早期就提高了支出比重，政府支出在那之后保持了连续增长。战后一段时期，尽管增加了对老年人和贫困人群的转移支付，但“水涨”并没有导致所有的船都升高，众多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政策寻求鼓励投资以扩大总需求。明斯基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对这种政策立场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这种政策将引起金融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甚至会加大不公平(Minsky，1965，1968，1972，1973)。这是因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会使金融体系从富于活力的结构转变为脆弱性不断增强的结构。进一步地，投资和转移支付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这种阻止严重衰退和承担冒险者行为后果的制度底线只能使情况更糟。

在本书第11章中，明斯基使用价格总水平加价的方法对这种通胀压力作了最好的阐述。我们在此就不展开了，其基本思想是，当前总产出价格体系中消费品价格是由成本和加价来决定的，成本主要是部门的工资成本。生产消费品的工人包括投资品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人、外国人和转移支付的接受者(退休人员，属于儿童家庭扶助计划和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涨价幅度是由这些人的消费支出超过所生产的消费品数量决定的。这曾是明斯基早期著作的主题，也是他强烈反对肯尼迪和约翰逊向贫困宣战的主要原因之一(Minsky，1965，1968)。他坚持认为靠投资支出推动的“涨潮”不会惠及所有的穷人，而且支持那些在最具价格支配力行业中拥有最好技能的工人，会增加社会的不公平。无论如何，给不工作的人发钱会在不增加总供给的情况下提高消费品需求。因此，明斯基不赞成福利事业，不仅是因为它会造成“制度性失业”，产生被迫的依附关系，而且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明斯基支持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和高消费的策略。实际被采用的政策组合容易推动投资、福利和紧急援助，但却加重了金融的脆弱性和社会不公平，同时也给经济带来滞胀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