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每一次危机和衰退都受到大银行和大政府拯救行为的抑制。出人意料的是，1987年和1989年的股市崩盘和价格低但风险大的债券市场的瓦解对经济影响甚微，就是因为政府的大规模赤字和美联储及时提供准备金最后使市场恢复了平静(Minsky，1992)。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老布什衰退”被大规模预算赤字遏制。然而，这种复苏比较脆弱，通常被很多人称为“失业的”和“悲愁的”复苏，这给比尔·克林顿的选举作了贡献，恰好反映了几十年来债务猛增和个人收入增长缓慢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好像突然脱离了卡特总统所谓的“萎靡不振”——新经济诞生了。政策制定者(包括最有影响力的艾伦·格林斯潘)开始相信经济由于生产力增长的重大变革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且不会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经济和税收都在快速增长，自1929年以来首次出现持续的财政盈余不断增多。克林顿总统宣称，财政盈余至少还会持续15年，使政府自1837年以来第一次不受债务的束缚。(应注意到以下这两个日子非常重要，1837年开始了一次深度的萧条，1929年历史上所谓的“大萧条”开始了。实际上，在克林顿政府出现盈余前，共存在六个具有大量财政盈余的时期，每一时期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一次大萧条，总共六次大萧条。)新经济的刺激作用很快传导到金融市场，促进形成了一次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资本市场繁荣。

利维经济学院的学者们几乎成为唯一的怀疑主义者，他们不停地发出警告，克林顿繁荣产生于美国私营经济空前的赤字支出，家庭和企业债务增长速度要快于收入增长。当然，正如明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认识到的，同时也是维尼·格德力的部门分析方法所证实的，考虑到财政盈余和经常账户赤字，私营部门的赤字是一种必要的会计安排。(Minsky, 1963; Godley, 1999)如果私营部门出现紧缩，或者仅仅是回到一个更常见的小规模盈余，总需求将下滑六个百分点。

回顾上面内容，我们现在能了解到，克林顿盈余存在时间较短，随着私营经济收缩，这些盈余使经济陷入了萧条。

股票市场崩盘后最终开始复苏(除了纳斯达克市场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同时帮助起动了又一波贫血式的“无就业”复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很快重获了自信，并开始寻找其他的投机机会，此时很多美国家庭又开始了赤字支出。金融市场进入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创新大潮中。由于普通家庭可以获得先前不能获得的抵押贷款，房地产市场繁荣起来，房地产价格比以往涨得更快。由于房地产所有者们通过借款获得资本收益来给消费提供资金，他们要将资产进行“变现”。所有这些都得益于美联储所坚持的低利率政策，人们相信更好的货币政策(以“新共识宏观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将遏制通货膨胀，毫无保留的格林斯潘先生承诺，联储不会让任何糟糕的事情再次发生。

政策问题

凯恩斯的通论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缺陷：长期失业和过度不公平。明斯基增加了第三个缺陷：不稳定性也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正常结果(，315)。而且进一步讲，即使有适当的政策，持续的稳定性也是无法获得的，因为它会像产生大萧条那样改变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明斯基拒绝任何“微调”的提法，即使这种政策能够取得暂时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将产生退回不稳定性的过程。因此，“政策问题在于，设计一些制度结构和政策措施，能够在不增加陷入深度萧条可能性的情况下削弱通货膨胀、失业和生活水平提高迟缓的影响”()。然而，成功永远不会是永久的，政策不得不为了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几次三番地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