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也支持用限制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来降低工资收入方面的不公平(明斯基，1965，1968，1972)。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至少部分通货膨胀是工资成本推动的，主要是由于被组织起来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所引起的。因此，他们的工资增长应该控制在生产增长的水平以下，而低工资的工人应该获得高于正常生产所得的工资。通过这种方式，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工资的差距将缩小，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将减弱。美国面临工资和价格上涨的压力由来已久，但从2007年开始，使通货膨胀“雷声大，雨点小”的通货紧缩压力以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低工资竞争，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正如上面提到的，当前的政策组合不可能再次引起滞胀。

克林顿总统终止了“众所周知的社会福利”，取消了对有依赖子女家庭的救助，同时启动了“贫困家庭临时救助”项目，这项救助有时间期限。然而，由于他没有为失去社会福利的成年人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儿童补贴，在没有出台有效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他的“改革”仅仅增加了不安全感。无论如何，“社会福利”只是一个小的支出方案，包括向老人进行转移支付、发生在老龄人口、幸存者和残疾人保险方面的支出以及公共医疗补助体制方面的支出。近些年，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吓唬人们，声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案在未来将面临成百上千亿的“资金缺口”。这种分析是完全错误的，早在多年前利维经济学院的公开出版物就指出过这些(Papadimitriou and Wray，1999)。他们主要集中在预测方案的收入和成本的差距方面，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提高税收或者削减当期支出以便建立起一只信托基金，足够弥补未来的赤字。

我们不再重复在其他地方已经得出的结论，但要强调与明斯基的分析相一致的两点。第一，相对于处于正常工作年龄的人口而言，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长，将增加消费品物价的加价，此中原因前已述及。解决之道不在金融，不管是否采用把收入交到未来退休者手中的办法，除非他们参与消费品的生产，否则只要消费品总份额在增长，这些人对消费品的支出就会推高通货膨胀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明斯基坚持认为，解决婴儿潮所致的退休人口数量激增的办法是，取消超过65岁就不能从事工作的限制()。此外，提高失业群体和非劳动力群体的就业比例将增加产出的供给，增加妇女、高中辍学生、少数民族和海外移民的就业有助于满足不断增加的退休者的需求。

第二，大多数联邦政府的“短期债务”是医疗保险计划中的欠账。主要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关于医疗保健的两个特点更为常见：价格比一般价格水平涨得要快，所以占名义GDP比重份额提高的部分要用于医疗保健；随着医疗进步和对福利社会期望值的提高，要有不断增加的实际资源用于医疗保健领域。因此，问题绝不限于医疗补助和医疗救助方面，私人医疗保险同样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结果使得病人离开私人医疗转而去指望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并没有预期到GDP中的增长部分都花在医疗保健方面，这也不是人们希望见到的结果：这是一个生产力几乎一直没有增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具有所谓“鲍莫尔成本通病”的条件，可以预料到，一个富有而且逐步老龄化的社会，能够很容易满足人们多数的物质需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医疗保健会成为经济活动中更重要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