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赴京参加会试。他寒窗苦读20年，经过发奋努力终于金榜题名，不仅中了二甲进士，而且成功通过殿试，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张居正进入庶吉馆，当时的庶吉馆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员，选拔高级政治人才的场所。虽说庶吉士在当时顶多算是个九品官，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经过三年的培训，就可能被点为翰林。按明代的官制，翰林院只是一个五品衙门，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非其他同级部门所能比肩的明代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翰林官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而这些工作经历对翰林官员积累政治经验、增广知识、扩大视野有着重要的作用，更是为入阁辅弼积累一定的政治素养，是入阁之前的必经之路。所以说，进入翰林院就意味着光明的仕途与前景。明代中期以来，内阁基本上都来自于翰林官员，以至当时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明史·选举志》就曾这样写道：“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年轻的张居正从此踏上了自己的仕途，他觉得总算有实现自己远大政治抱负的机会了，一片光明的前途使他感到十分兴奋。但另一方面，因为深知官场的种种险恶，张居正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做事总是小心谨慎，待人也都个个尊敬有加，对谁都和和气气。虽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但为了明哲保身，面对官场的风起云涌，他还是选择了静观其变。

和其他的利益场一样，明代末期官场的政治斗争极其残酷。张居正刚刚步入翰林院，就遇到夏言和严嵩的斗争。当时，夏言是内阁首辅，严嵩是次辅。

明代的内阁自成祖朱棣以后，就逐渐演变为政治枢纽。整个内阁表面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的大学士不过就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首辅顶多算是个秘书厅主任。但由于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位极人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次辅觊觎首辅的地位是很自然的。

说到内阁，说到政治，说到竞争，就不得不提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正德皇帝没有子嗣，将来谁继承王位成了一个问题。所有大臣在各地王府考察了一番，认定湖北钟祥的兴王朱厚熜是最佳的皇位继承者。于是，这兴王就捡了个大便宜，离开了他的兴王府，来到了北京，半路接班成了皇帝。当了皇帝后，嘉靖为了光耀门楣，想要给予自己早已去世的父亲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号，便决定把自己的父亲称为兴献帝，把上一任皇帝称为先皇帝。可大臣们都觉得这不符合朝廷的礼法，拒绝了这个“过继”的皇帝的要求。就在君臣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夏言挺身而出，极力支持嘉靖皇帝的做法，帮助嘉靖达成了心愿。这件事使夏言赢得了嘉靖的好感，顺利地得到了重用。之后，他在仕途上一直平步青云，最后当上了内阁首辅。

夏言担任内阁首辅后，工作也算是尽职尽责。可是，他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傲气十足。夏言在官场中的傲气不仅得罪了本来就很强势的嘉靖，也得罪了不少同僚。而严嵩恰恰相反，他是个毫无傲气，也无骨气的人，整个就是一副奴才相。但他的“好脾气”还真的为他带来了“好运气”。嘉靖喜欢道教，喜欢青词，严嵩就投其所好，博得皇帝的欣赏。严嵩一天到晚就是研究青词的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青词，并因此爬了上来，成为内阁次辅。

像夏言如此傲气的人当然看不起严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可在严嵩看来，夏言可是一个不得不除去的眼中钉，不仅因为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在严嵩之上，而且平时在工作中也总是“直陵嵩，出其土，凡所批答，略不顾嵩”，非常鄙视严嵩，根本不考虑他的想法。但是，严嵩是个明白人，虽然很想扳倒夏言，但还是表现得很低调。

严嵩利用同乡关系，想方设法讨好夏言。他对夏言毕恭毕敬，察言观色，处处迎合他的意思。有一次，严嵩准备了酒宴，亲自去请夏言。夏言根本没把这个同乡放在眼里，找了个借口推掉了。严嵩却极为谦恭，他跪在堂前一遍又一遍高声朗读自己带去的请柬。

表面上，严嵩对夏言还是言听计从，但背地里早已开始了“反攻之计”。他知道，想要整垮夏言，必须先从皇帝下手。所以，他就开始离间夏言和嘉靖之间的关系。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有一次，他命人制作了五顶香叶冠，赐给几位宠臣。第二天，严嵩就把香叶冠戴在头上来上朝了，外面还郑重地罩上轻纱，以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