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看了很高兴，就问夏言：“爱卿，你的呢？”

夏言一向反对迷信，不肯接受，就直接回答：“堂堂的内阁大臣怎么能在朝廷之上戴那种东西，成何体统！也就只有像严大人那种人才会喜欢戴吧！”

嘉靖心里虽然很不满意，但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也就没有说什么。可是，“细心”的严嵩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在下朝后，他就单独找皇帝“哭诉”，说夏言平时总是盛气凌人，根本就不把他们这些下属放在眼里，今天在朝上嘲笑他戴这个“荷叶绿帽子”已经算是给自己面子了。嘉靖听后，心里更不是滋味，对夏言也愈加不满。

又有一次，夏言随皇帝出巡，没有按时值班，惹得皇帝大怒。按规定，大臣值班都必须乘马车，而夏言却不守规定，很不给嘉靖面子。严嵩一看时机成熟，一改往日的谦卑，勾结皇帝宠幸的一个道士，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夏言很多坏话。嘉靖一怒之下，罢免了夏言的官职，令严嵩取而代之。

后来，内阁中只剩下严嵩一人，皇帝也觉察到严嵩专权。于是，再度起用夏言，而且位在严嵩之上。夏言复职后，把严嵩撇在一边，什么事都自己做主。严嵩表面上不动声色，从不提意见，暗地里却收买皇帝身边的太监，让他不时地在皇帝面前揭夏言的短处，同时也不露痕迹地说严嵩的好话。

终于，严嵩抓住一个机会。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北方蒙古遗部鞑靼部落侵入河套地区，不断扰乱北方边关。次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上疏力主收复河套，得到皇帝赞赏。但明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打怕了，嘉靖觉得没有把握，始终犹豫不定。夏言对皇帝的反复无常不知如何是好，干脆上表请皇帝自己裁决，把难题甩给皇帝，使嘉靖很生气。而严嵩则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极力宣扬河套不可收复，并乘机攻击夏言专权，使皇帝大为愤怒。严嵩可不愿放过这个机会，他必须“斩草除根”。他到处散布流言，说夏言离朝时心怀不满，又造谣说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皇帝不信。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因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当夏言得到这个消息时，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意识到自己中了严嵩的奸计，可一切都太晚了。夏言先是被嘉靖免除了所有职务，后来又以误国罪给处死了。

从此，严嵩稳坐首辅之座达15年之久，再也没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礼。这场政治斗争对刚刚进入官场的张居正是个不小的震撼。可是，他一个小小的庶吉士，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他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坐在首辅的位置上，拥有说话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按照明朝的常规，只要是考中了二甲进士，就可以担任编修的职务。因此，经过三年的庶吉士的“实习”生活，张居正被任命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他的仕途开始了第一个转折，虽然这个职位距离自己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距离。

编修是个清闲的职位，但张居正并没有像其他的同僚忙于为仕途奔竞趋迎，更没有沉醉在歌台舞榭和吟风弄月中，他从进入翰林院的第一天，就开始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不断思考。在官场的纷争中，张居正依然是冷眼观察，他闭门谢客，除了编著史书，便整日攻读历朝典章制度，默默潜求救国兴邦之道。他深为大盗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的局势感到忧愁，更为当朝的世宗皇帝不务政事，听凭误国害民的首辅严嵩胡作非为感到无奈。

虽然对严嵩没什么好感，但碍于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为了仕途的发展，张居正对严嵩还是相当尊重。这也不能责怪张居正，作为新进官场的年轻官员，和上司搞好关系是自然而且是必需的。张居正靠着一支笔、一手漂亮的文章，赢得了严嵩的欣赏，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严嵩对他还是很友好的。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就有不少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这些文章拉近了张居正和严嵩的关系，使得他在残酷的官场中可以明哲保身，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正确的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