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营的生活非常艰苦，连疍家人的茅寮也没有住，住的都是用油纸沿山搭建简陋的A字棚。这些油纸棚很容易着火，曾发生过多次火灾，有些是人为的，也有在炎热的烈日下自燃的，一处着火就会呼啦啦烧成一片火海。除了火，还有水。水火无情。有时候，一场风雨过后，满山一片狼藉，被风吹起的破纸片漫天飞舞，飘满了新界的天空，也会飘到港岛上那些高楼上、半山上那些富人整洁、漂亮的庭院里。不知香港的富人们看见了这些破纸片，是否会突然想到这繁华人间还有太多破碎和悲伤？而这十多万难民中，很多人也有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其中不乏达官贵人，也有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这是一群注定已经成为失败者的乱世英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沦为了乞丐。这不是比喻，在难民营中就形成了许多丐帮。给我讲述这段传奇的黎老先生，就是当年香港的一个丐王。听他说，在难民营里，不管你当过什么大官，也不管你是什么中将、少将，只要进了难民营，一切都扯平了，谁跟谁的命运都没有什么不同。当一切既有的秩序和社会功能瘫痪之后，最干脆的方式，就是赤手空拳，一切全凭拳头和血说话。恶劣的环境，恶劣的心情，加速了人性的堕落，人性的邪恶、野蛮、凶悍，让这里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这其间不乏暴力的、血腥的故事，有人放火，有人杀人，但很少有人在这里跳海或吊颈。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无论到了怎样的境地，中国人都会凸显出他们异常顽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适者生存，这才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经典意义。可惜，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从来不说，好像是什么秘密，最终却被一个西方的生物学家说出来了。

对于这样一个巨大而恐怖的难民营，港英当局开始变得恐慌起来。达尔文的后代开始预感到东方的一个现实——流亡者，极容易变成流寇，而乞讨，也很容易变成打劫。或许，他们还有慈悲为怀的一面。总之，他们开始了对这十多万难民的救援。应该说，这是非常及时的救援，既有官方社会局（香港社会福利署前身）为十多万难民派发粮食，又有民间热心人士组成了港九救委会，在难民营内设立了难民服务处，对难民开展了包括心理安抚在内的更深入、更细致的救济。香港天主教、基督教会也把这些难民看做上帝的子民，世界可以遗弃这些有罪的人，但上帝不会遗弃他们。正是这一双双伸过来的手，把十多万难民从沉沦的苦海中搭救了出来，这里有很多具体的救济，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难民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里还有对难民重返社会的救助，如帮助和安置难民就业、就医和难民的子女的就学，难民村内陆续办起了天主教鸣远中学、慕德中学、调景岭中学等多家学校，还建起了基督教灵实医院。随着难民们走出难民营去打工或在家里开始山寨式的手工劳动，很多难民开始了他们正常的生活，而难民营也从集中营向难民村转变，开始变成一个正常的社会。

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无疑是处理难民问题的一个世界性典范——从救济、救助到救赎，从政府、社会到教会，一个平行的、清晰的链条最终得以完美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