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逐渐安顿下来的难民，心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打算。至少在那时，还很少有人愿意一生一世就留在香港。难民当时最大的指望是台湾，指望着败退到台湾的老蒋能够重新打回大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另一方面他们在惊魂甫定之后又非常担心共产党打过香港这边来。香港毕竟就在共产党的眼皮底下。朝鲜战争的爆发，让这些难民有了昙花一现的希望，随之又变成了彻底的绝望。当他们发现共产党的军队竟然可以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知道凭老蒋的那点儿力量是根本不可能重返大陆了，他们也注定回不了老家了，于是他们又开始为自己谋划其他的出路，一是去投奔台湾当局，二是移居美国等西方国家。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自己逐渐安顿下来后，也想起了那些流亡在香港的子弟兵，他们开始分期分批地批准部分难民赴台，并安排渡轮来接载他们。

这些从香港被接到台湾的蒋军残部有好几万，黎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和他坐同一条船去台湾的，还有同是湖南老乡的马鹤凌一家人，其中就有他唯一的儿子、刚满一岁的马英九。说到此事，也算是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一段佳话。马鹤凌是现在湘潭县白石乡马家堰人，而马家堰这个小地方事实上是1969年从衡阳衡山县拆分到湘潭的，因此，马英九祖籍还有另一说法，衡阳衡山县人。马鹤凌在抗战时加入青年军，在国军败退时他带着家眷辗转逃亡到香港，一家人都成了调景岭的难民。当时，马英九还没有降生。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就不幸成了难民。在九龙广华医院出生后，他又成了难民营里最小的难民。而那时，显然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在香港调景岭难民营诞生的婴儿，将在60年后成为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除了赴台的，出国的，还有数万国民党残部就留在了香港。他们没有能力和资本移居国外，又不能得到台湾当局的批准回到台湾，更不可能回到故乡，最后，还是香港收留了他们。随着岁月与日俱增，在调景岭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倚山而建、横区而治的独特社区，香港政府在村内设立了邮局、消防局，又在山顶上建起了高屋建瓴的警署。难民们自己也组成了各村社的治安队。他们最可怕的敌人还是香港的左派势力，为了防止这些狂热的左派在进入村子的水源下毒，村民治安巡逻队日日夜夜巡逻放哨，把守着一道最要命的关口。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过去了，这些难民也早已持有香港的正式居民身份证了，而他们的儿女和孙辈们，在香港调景岭出生、长大，他们是新生代香港人。除了香港，他们不觉得自己还有别的故乡。然而，调景岭依然扮演着奇特而孤独的角色，作为整个香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直没有完全融入香港的整个城市体系，依然在孤独地坚守着什么。记得我第一次走进这里，我的感觉不是走进了香港的某个街区，而是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每走过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我都会想起黎老先生的讲述，他经历过的那些场景和细节。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辨认却又难以确认的过程。半个多世纪，对于历史过于短暂，对于人类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当年那些落魄的却又年轻的、血气方刚的军人，一个个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翁，但五十多年乡音不改。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很少有人讲香港话，他们还讲着各个地方的方言土语，对故乡和那个旧时代依然充满了浓郁的怀念和满腹的惆怅。我找到了黎老先生当年的一个战友、难友，他也是我的故乡人。共同的乡音，仿佛是我们的接头暗号，而故乡，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他哼起了一首家乡的童谣，瘪着嘴。我眼睁睁地看着，担心他的假牙会掉下来。但掉下来的不是假牙，而是泪水。老人唱着，唱着，双眼里突然冒出了浑浊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