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历史回忆录里看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等人的名字。西方的纪年学者以及中国或波斯的编年史家将他们的形象通俗化，并记载了下来。他们这些游牧人竟然出现在文明时代，甚至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将罗马、伊朗或中国变成一堆废墟，实在堪称伟人。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很难解释他们的出现、活动，以及他们的消失，甚至将他们看成上帝降下的灾难和对古老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生来就是大地的儿子，这一点从未改变。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只要找到他们的这一生存规律，便能够对他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草原的环境造就了这种身材矮小粗壮、桀骜不驯的人，并让他们能够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存活下去。高原猛烈的风塑造了他们的五官，使他们变得眼睛细长、颧骨突出、汗毛稀少、骨骼坚硬。他们总是喜欢在有水草的地方居住，这种生活需求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使得他们与当地人的接触更加频繁，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礼貌的借贷，也有可能是屠杀性的掠夺。

三四位亚洲大游牧者的出现，缩短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偶然，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他们之中有三个人完成了惊人之举，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但还有很多的阿提拉与成吉思汗们只成功地建立了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间的占亚洲四分之一面积的帝国，这已经可以算作大规模的冒险行为。

历史上有过很多伟大的野蛮人，我在这里要提到的是被邻近民族认为是野蛮人的人。凯尔特人曾经长期被罗马人看做是野蛮人，日尔曼人被高卢人看做是野蛮人，而斯拉夫人则被日尔曼人看做是野蛮人。中国南部的居民也曾长期被黄河流域的原住中国居民看做是野蛮人。这些地区虽然地理条件不同，但都形成了农耕的生活方式，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几乎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

然而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方却得以免于这种变化，那就是绵延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草原地带。这个地带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还可以耕作，那里的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作物生存，居民们只得永远过着畜牧、游牧的生活，甚至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部分人，即处于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格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于是，草原和森林地带便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这当然不是说那里的居民在品质上比其他民族低下，而只是因为那些人长期停留于早已被其他地区居民淘汰了的生活方式。

当亚洲的其他地方早已到达了极其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部分停滞在畜牧阶段的人们的继续存在对历史的剧变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存在表明了临近居民之间存在情况的巨大差异——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12世纪的人生活在同一种状况。从蒙古高原南下到北京，从吉尔吉斯草原北上到伊斯法罕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引起的灾难十分严重。对于中国、伊朗、欧洲的居民来说，匈奴、突厥、蒙古人是真正的野蛮人，必须去恐吓和哄骗他们，好让他们远离耕地。至于那些游牧人，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揣测的。

旱天里，那些贫苦的蒙古游牧者离开那些荒芜的草原，来到农田的边缘，在那里好奇地观赏居民的文明奇迹、丰富的谷物以及都市的繁华。确切地说，这种奇迹中所隐藏的秘密，即在建立这些“人类蜂窝”时所付出的艰辛是不可能被匈奴人所了解的。那些匈奴人被看做是从雪地里走过来的狼——匈奴人的“图腾”——一群看到篱墙内的猎物的狼。一千多年来，他们由于条件反射而会突然地侵入、掠夺，带走战利品后继续逃亡。

畜牧和狩猎人类继续与农业人类并存，甚至可以说，如果日趋富裕的农业社会接触到停留在畜牧生活并因天旱而遭遇可怕饥荒的畜牧社会，那么可以说在极显著的经济对比上又加上了时常是极其残酷的社会对比。再进一步可以认为，就是这种人文地理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定居者与游牧者相互之间的感觉，就等于一个近代城市中所包含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在农业社会里，不仅有华北肥沃的黄土地带，还有伊朗的果菜园地或者是基辅丰饶的黑土地带，但被一片贫瘠的牧场区域所包围，这地区的气候条件是可怕的，十年之中总有一年水要干涸，草要枯黄，牲畜要死亡，人也要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