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定期地向农耕区域发起攻势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这些突厥人或蒙古人属于一个智慧、沉着、活动能力强的种族，早已适应了艰苦的环境，自然养成了统率众人的才能。定居者则时常是颓废的，往往会在冲击之下崩溃。游牧人进入城市后，先是屠杀，接着便毫不费力地取代被他们打败的统治者。他们大胆地登上尊贵的王位，成为中国的可汗、波斯的王子、印度的皇帝。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很快便成为北京的半个汉人，或是伊斯法罕和雷依的半个波斯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草原与农业区域之间的和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吗？

绝对不是。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将继续起作用。即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击，没有被逐渐地或是突然地淘汰，也会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草原深处的正在忍受饥饿的部落只把他们的堂兄弟看做是暴发的塔吉克人或拓跋人、波斯人或汉人，他们将重新开始不利于他们的同类的冒险行动。

因为从匈奴占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正好经历了1300年，在这种常常是成功的冒险中同一旋律便几乎重奏了1300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游牧民族在那个时代虽然物质文明非常落后，但军事方面却保持着极大的优势。他们是骑射手，由优良的射手组成了十分机敏的骑兵队，这种专门“武器”使他们在定居民族面前保持着一种优越性，就像近代欧洲的炮兵部队在其他国家面前显现出来的优越性一样。毫无疑问，汉人或伊朗人并没有忽视这种武器的袭击。公元前3世纪，汉人便改变了自己的装束，用来适应骑射的突袭；在伊朗，便是从帕提亚人时起就尝到了一群奔逃的骑士射出的飞箭的滋味。但无论是汉人、伊朗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在这方面都不能和蒙古人相抗衡。蒙古人自幼就会追逐奔驰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的野鹿，习惯于长时间地埋伏及猎户的各种诡计。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食物的，在这里他们所向无敌。但他们并不总与敌人对立，相反，他们总是出人意料地攻击敌人，然后立即逃走，再次出现时，便猛烈追击敌人，却不让敌人牵制住，将敌人围困，使其精疲力竭，最后才去打倒那些疲劳得像难以逃脱的猎物一样的敌人。这种骑兵队的灵活机动性，使得人们对他们产生一种无处不在的幻觉。成吉思汗的两位有名的战略家（哲别和速不台）将这种幻觉变成了一种巧妙的战术。卜兰迦宾与鲁卜鲁克曾经看到这种战术的实施，他们特别注意到这种战术的特殊优越性。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如同所有的有组织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建立、存在和灭亡阶段。但草原上的骑射手们统治了欧亚大陆13个世纪，因为他们是那里的大自然的产物，经历了无数的饥饿和痛苦。骑射是游牧民族唯一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可以使他们免遭饥饿和灭顶之灾。因此，即使成吉思汗能够在晚些时候征服世界，那也是因为他这个被遗弃在克鲁伦河草原上的孤儿能够和老虎一起每天猎取到足够的野生动物，才不会被饿死。

骑射手总是忽然地出现，射击，然后逃跑。并且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非直接性射击的杀伤力几乎相当于现今的炮队。那么为什么这种优越性现如今不复存在了？为什么16世纪后游牧民族不再对定居民族产生威胁了？正是因为定居民族已经用炮来对付他们了。定居民族在很短的时期内人为地获得了一种优越地位，彻底改变了他们几千年形成的彼此间的关系。伊凡雷帝用大炮驱散了金帐汗国末期的继承者，而中国皇帝康熙也用火炮慑服了喀耳木克人，标志着世界历史一个时期的终结。军事技术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文明远远强大于野蛮。在很短的时间里，游牧民族的传统优越性便难以置信地成为了过去。公元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还在战场上幻想用喀耳木克的骑射手来抵御拿破仑，但他们的表现就像是猎手们出现在马德林时期一样不合适宜了。

仅仅经过了300年的时间，那些射箭手便不再能够主宰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