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奔狂的途中他们偶尔会在草原的尽头看到农田的边缘，他们不可能不被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吸引。在冰天雪地的严冬，草原会变成西伯利亚森林的附属物；在炎热的夏季，草原又会变成戈壁的延伸，这时游牧者为了给畜群找到草料，开始向兴安岭、阿尔泰或塔尔巴哈台的山麓转移。只有春天，草原上的草才会变得茂密，鲜花也在这个时候盛开，才可以称得上是家畜和牧人狂欢的季节。而在其他时节，特别是冬天，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眺望那南方温暖的土地、伊塞克湖和东南部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带。实际上他们对于耕地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于是在占据了农田之后，他们出于本性立即把耕地还原为生长着羊、马吃的牧草的天然草原。就像13世纪的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了北京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想把河北肥沃的平原上的黍田改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牧场。北方人是不懂农业的，直到14世纪还是纯粹的游牧者，愚蠢地抢劫自己的城市。如果乡下人在缴纳赋税时进行抵抗，他们便破坏水渠，淹没田地。但他们都很重视城市的文明产物，他们掠夺的目标尽是些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他们喜欢相对温和的气候，但北京的酷热对成吉思汗来讲则太过“温和”

了，于是在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要回贝加尔湖附近去度过夏天。同样，在他战胜了扎阑丁之后，故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印度，只因为印度的气候对阿尔泰人来说简直是地狱中的热锅。不过，他对文明生活的便利怀有戒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玄孙们在定居于北京或大不里士的宫殿中后，便在这些地方堕落了。然而，只要游牧人还保持着游牧的心态，就会把定居的人们看做自己的雇农，把城市和耕田看做自己的农庄，并且进行压迫。他们骑马到定居民族居住的古老帝国去巡视，检查当地人顺从而定期缴纳的贡赋，如果当地人进行反抗而不愿纳贡，他们就会对毫无防备的城市进行抢劫。他们就像古代突厥人的图腾——狼一样，徘徊于鹿群的附近，趁机逐个咬死或者拖走落在后面的和负了伤的鹿。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掠夺与中国皇帝以恩赐的名义而付给的定期贡赋交替存在。总之，这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17世纪间突厥一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一贯做法。

不过，有时在游牧人中间也会出现少数熟知定居民族国家的弱点和内幕的人，他们对中国朝廷内拜占廷式的阴谋非常熟悉。他们会联合中国内部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联合中国的一个受排挤的觊觎王位者或一个割据的王国反对邻近王国。然后他们的部落会宣布与帝国联盟，并打着捍卫帝国的旗号，在边疆建立政权。他们的子孙经过一世二世，对中国文化已相当熟悉，于是便会更进一步毫不愧疚地坐到中国皇帝的宝座上。而13世纪忽必烈的鸿图大志与4世纪时刘聪和5世纪时拓跋氏的想法没有什么两样。再经过二世或三世，这些汉化了的胡人就从文明中学会了懦弱和放荡的习性，却丧失了野蛮和粗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蔑视，并且他们的土地也成为那些还在游牧生活中忍受着饥饿的胡人们垂涎的目标。于是，侵略行为又重新开始了。5世纪出现的拓跋突厥人毁灭并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与鲜卑人。而在北京，汉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从10世纪起便成了爱好和平的主人。12世纪出现的女真人，最初几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几个月之内便从契丹人手中夺取了他们的大城市。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汉化和过上和平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历史的惯例于一百年之后摧毁了。

凡是在东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在欧洲，作为亚洲草原延伸的俄罗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可萨人、佩彻涅格人、库蛮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现。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伊斯兰教化与伊朗化的问题，这简直与中国出现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们的大规模汉化毫无二致。在这里，汗王变成了一个苏丹或一个国王，就像在其他地方变成一个天子那样容易，但很快就会让位于来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们在伊朗看到了他们互相消灭，互相继承，其中包括哥疾宁王朝突厥人、塞尔柱王朝突厥人、花刺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穆斯林大陆的最远端，在小亚细亚征服了濒死的塞尔柱人，再从那里直趋拜占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蓝图。比约南德斯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辉煌，亚洲大陆被看做是各民族的发源地和亚洲日耳曼尼亚，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为古老的文明帝国孕育苏丹和天子。草原上游牧部落曾经定期地把它们的汗王安置于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科尼亚、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