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有一种相反的法则，即游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国家同化的法则。这种现象包含着双重因素，首先是人口学因素，那些野蛮的骑士们组成了分散的贵族阶级，并且淹没于这种古老得无从考证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击败了的汉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战胜者征服、陶醉甚至灭绝。在征服了50年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往往是那些被汉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蛮人首先为捍卫文明而抗御其他野蛮民族的侵略。因此在5世纪时，洛阳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称是中国文化和疆土的保护者，他们坚决抵制蒙古、鲜卑或柔然人新的进犯和称霸。12世纪时，桑扎尔一塞尔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自己的“莱茵河防线”以抵御从咸海或伊犁来的所有乌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维与查理曼大帝的历史在亚洲全部重演了，就像与撒克逊和诺曼底日耳曼主义格格不入的罗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兰克人中寻找自己的根源一样，中国的文化也只能在5世纪的那些拓跋族人那里找到痕迹，阿拉伯一波斯的伊斯兰教除了上文里提到的英雄桑扎尔之外，便没有了更为忠实的捍卫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古代的诸王或天子的功业是由汉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一蒙古人来完成的。没有任何的科斯罗埃斯或哈里发能够登上圣一索菲教堂或罗马皇宫的宝座，而他们的那些不可预知的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竟然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这个梦想。同样，汉朝与唐朝统治全亚洲的幻梦是由13-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与铁木耳·完泽笃实现的，他们甚至将北京变成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一蒙古人虽然征服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最后还是相当于用武力为它服务而已。而事实上，就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皇帝那样，管理人民、统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和愿望的事。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都是为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而管理中国的；波斯则是为了完成萨珊与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圆顶宫殿的推进而管理伊朗的。

能够实行统治并建立帝国的民族为数不多，能和罗马人一比高低的也只有突厥一蒙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