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12点多，我已经窝在床上快睡着了，姚睫才给我回了短信。我绝没什么可抱怨的，对于一个陌生的骚扰信息，她能回过来，就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或者说，她也真够穷极无聊的。

自然，她的回话是：你是谁？

我想了想，回给她：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太好。

她说：你管我心情好不好呢。

我说：因为我的心情好极了，所以特别希望关心别人。

她说：你有病吧。

我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不好意思再“逗”下去了。我记得有一部欧洲电影，那里面有一个讲文化史的老教授，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却又自卑于自己苍老的面孔，于是便用匿名短信骚扰她，进而与她交谈。像西方电影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这个老教授也是一个精神有点分裂的家伙，他隐瞒身份向女学生倾诉的时候，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他这个人都破口大骂。没想到这样一来，女学生反而喜欢上了这个“陌生人”，两个人就在电波信号里谈起哲学来了。老教授的风趣、学识深深地吸引了女孩，但显而易见，他本人却陷入了感情的悖论之中：女孩是如此厌恶“他”，而“他”却又必须以自我谩骂来博取对方的好感。最后，他看见女孩和一个年貌相配的小伙子走在了一起，只好悄然身退。他骗女孩说，自己决定自杀，已经服了药，马上就要死了。他祝她与恋人甜蜜、幸福，又道歉说，自己只想静静地离开，不想让世界上多一个“认识自己”的人——那会增加本已沉重的世界的“重量”。而这个时候，电影情节走上了极端戏剧化的路子：女孩为了“未曾谋面的知心人”而拒绝了男友的求婚，飞奔上了街头。面对一辆偶尔经过的救护车，她情难自禁、泪流满面；而此时此刻，老教授也在咖啡馆的靠窗座位上看到了这一幕。他从没想到，女孩爱的正是“他”，巨大的幸福感席卷而来，不光冲晕了他的大脑，也给了他本已脆弱的心血管系统最后一击——恰恰在站起身来与女孩对视的那一瞬间，老教授一头栽倒在地上……

那部电影的画面像油画一样浓墨重彩，布局考究，女演员长得颇有老牌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神韵。记得看完电影之后，我还欣慰地给一本电影杂志写过影评：欧洲导演也学着煽情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而比起这部“全球通时代”的、忘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中国的编剧就像一群毫无心机的直肠子。在一部大陆投资、港星云集的片子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香港的司机和一个深圳的按摩女用手机聊了起来，男的骗女的说，他是一个赛车手；女的骗男的说，她是一个钢琴家。后来，两个劳动人民终于意识到说谎话是不对的，便抛开面具、坦诚相见，过上了“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此时此刻，我打定主意不再和姚睫“说话”，并不是害怕我们一旦建立了“关系”，情节的发展就会像国产片一样傻。我的想法是：任何试图将电影里的情节搬进现实的企图，都是幼稚、愚蠢的。哪怕模仿的是一部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大师之作。这样的冲动只属于喝一大瓶可乐、吃一大桶炸鸡也没有心理负担的毛头小子，而我已经腹部鼓得买条时髦点的裤子都不容易了。说到底，我莫名其妙地给一个长得像桃儿的姑娘发短信，这个行为已经有点像是“人到中年内分泌紊乱”的前兆了。

于是，我驼着背到卫生间刷牙、洗澡，从抽屉里翻出一瓶过期香水往被窝里喷了喷，准备睡个好觉。“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也就图个吃得香睡得着了”，这是很多朋友的感慨，透着一股丰衣足食的颓丧劲儿。但刚把一本“催眠专用”的老作家的小说扔到床头柜，顺手关了台灯，我的手机却像鬼火一样亮了起来。蓝屏的。

我看了一眼那条信息，是姚睫发过来的：你挨了骂，就生气啦？

我只好回过去：没生气。谢谢你提醒我有病，我就是有病。

她说：我看你是生气了。

真没生气，我说，应该生气的是你；而且咱们别说车轱辘话了好么，晚了，歇吧。

几分钟之内，她没有音信。我将信将疑地钻到被子里，刚一闭眼，短信又来了。

这次她问我：你怎么这么早就睡觉了？

早么？我说，如果你身在美国的白天，那我告诉你，现在是中国的夜里，全国人民基本上都睡了。

她说：那我们当一把美国人好不好——在中国的夜晚不睡觉？

我耐下性子发了长信：咱们学校有个老师，在“9·11”之后的那天写了篇文章，叫《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透着一股酸溜溜的贱气。他他妈想当美国人，美国人也得看得上丫的呀。无论是空间、时间还是政治身份上，我都不想当美国人。

她说：你引申那么多干嘛？我只是找不到人说话。

我说：你想说话吗？那你现在敢出来说吗？

她说：我已经在外面了，你过来吧。

我愣了一会儿：我劝你有点儿警惕性——我要是流氓呢？

是流氓也能抓着你，她回道，师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