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她是因为要和我分开而哭喽。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模样，我想，我是不是也应该煽一把情、陪着她哭一鼻子呢？但是那天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一点自我煽情的能力也没有了，只能木讷地看着她，手里还拎着半块水泥砖。时至今日，我还在想：我欠着她一腔泪水呢。

而此刻这个醉酒的夜晚，我迎风在美国大使馆门口站着，酝酿了很久，也没把那腔泪水还上。酒倒是醒了不少，我只好尴尬地跺了跺脚，步行往长安街方向走去，去坐地铁了。

那晚一回到家，我就神经质地给姚睫打电话。拨通一个被挂掉，拨通一个被挂掉，最后我居然拿着手机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短，醒来的时候口干舌燥。我到厨房灌了几口自来水，然后又机械地拿起手机，想要继续拨号。屏幕上显示，已经夜里两点半了，怪不得窗外还是那么黑。窗户缝中渗进来的寒气让我打了个激灵，也让我突然醒了似的停止了打电话。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这可是不折不扣的骚扰——你还要不要脸呀你？我仿佛看见一张桃儿脸在眼前晃动，既刻薄又鄙夷地对我说。

随后，我也认同了她的意见，并且这样想：我和她有什么关系呢？北京太大了，萍水相逢等于不认识。我的生活是我的，她的是她的。这些日子，我真是有点失态了。究其原因，并不是她有多么迷人、我有多么神魂颠倒；长势喜人的“果儿”多了去了，我未见得多么渴望一只桃儿；况且她还这么幼稚，也说不上多有风情。我之所以失态，只是由于“闲”了太久了吧。人要是太闲了，就是容易精神错乱。

经过自我批评，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去找点儿“事儿”干。

好容易熬到下个月开工资的日子，我立刻向单位请了个“不定期的长假”，理由是自己想“搞一份市场调查”。前面说过，我混饭吃的那家网站血统极其混乱，国资、外资、个人股份都有一些；名义上的领导呢，则是从一个国有报业集团里“分流”出来的处级干部。那老头儿人倒是很好，只不过办事儿不太着调，刚来的时候口口声声要把网站办成“思想文化的阵地”。后来听说，他在原单位是负责老干办工作的，比较擅长的业务仅限于到外地批发苹果，再按个头儿大小及红润程度分成三六九等送出去。

我去请假的时候，他早已被底下的几个人架空了，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呸呸”地往杯子里啐茶叶末儿。听到我的申请，他皱着眉头，递过来一只烟：“这个事情，还得组织上斟酌一下……”

“对于我来说，您就是组织。业务上的事儿，我也只想跟您一个人谈。”我说，“那些人鼠目寸光，根本不鼓励年轻人创新。”

这个政治失意者的激情很快被我挑逗了起来，兴致勃勃地和我探讨起“市场调查”的细节来。我则把那几个文化诈骗犯怂恿B哥投资话剧的说辞背诵了一遍。“很好嘛，后生可畏、后生可畏。”老头儿心满意足地戴上套袖，认真地伏案，在我的请假申请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字。

然后，我拿着他的批示，气势汹汹地去找另外一个业务主管。办公室有没有我这么一块料，那家伙本来也无所谓，唯一感到遗憾的，大概就是不能借机刁难我了。对于我请假的“真实动机”，他以一眼看透的口吻说：“骑着驴找驴，你还真不傻。以后有什么好机会，也别忘了哥哥我……”“那肯定。”我以同样的江湖气回答，“狗富贵，猪相忘。”

随后我就煞有介事地“忙”了起来。至于忙了些什么，说来也很惭愧，就是每天泡十几个小时咖啡馆。在年轻人里稍微有点名气的、非连锁经营的店面，我基本都去过了：观察人家的装修、菜单，逐一品尝那些甜腻腻的“特色菜品”，借机和店长、服务员聊天，打听人家的房租、利润和员工工资。在对方允许的前提下，我还拍了不少照片存在电脑里，打算有朝一日自己开店时作参考用。

开一家兼卖图书和黑胶唱片的小咖啡馆，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唯一称得上跟“理想”沾边儿的事情。而所谓“理想”，我的理解也很简单，不外乎两个条件：一、踮踮脚尖够得着；二、闲来无事的时候会想一想，想得你怅然若失。当然，要是这么说来，不少漂亮异性也称得上“我的理想”了。

当初我从一个臭名昭著的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辞职时，对家里人亮出的借口也是为了这个“理想”。而为了把我塞进那个衙门，我父亲拉下脸来求过不少人呢；就连在部队时一个与他关系特别不好的同僚，他也堆着笑脸，给人家送了两瓶茅台酒。他的脸面如此金贵，牺牲得如此艰难，却被我弃之如草芥，这自然把他气得够呛。过去他总骂我是个“混蛋”，经过这事儿，就升了一级，变成了“逆子”。这个称号无疑更严肃、更庄严，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并非脱口而出的气话。而我母亲则把账算到了我前老婆头上：她觉得我是因为媳妇儿挣钱比自己多，在家里常年得不到尊严，因此被逼得扔掉了铁饭碗，到商海里去“弄潮”。殊不知，我在尊严方面很无所谓，结婚的第一天就宣布：“我要吃软饭了。”这种无耻的态度反而把我前老婆逼得精神错乱了一段时间，还专门找心理医生去看过。

那个时候我还很幼稚，认为人只要不要脸，就肯定能挣到钱。可是在几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混过之后，我才发现了两条规律：第一，不要脸是没有底线的，当你觉得自己已经很不要脸的时候，永远有人比你更不要脸；第二，当大家比着不要脸的时候，脸这个东西就已经严重贬值，很不值钱了。怀揣着小小咖啡馆的理想，我足足折腾了五六年，到头来一算账，却发现户头上的数字基本等同于一个狗屁。

而现在预备开店的钱，还是拜我那在“500强”企业干到了部门经理的前老婆所赐。离婚的时候，她拿出一张存折交给我。我数了数上面的一小串儿“0”，勃然大怒：“你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小金库？”

她说：“当时你号称要吃软饭，把我吓着了，所以就没告诉你，公司还有年终奖……”

“现在坦白也不晚。”我赞许地点点头，然后把存折推还给她，“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

“你挣得再多，也是血汗钱。出国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在这边怎么都好凑合……”

“这是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你有权力留着。”

“你就那么急着跟我撇清？”

“现在再说这个就没意思了……”我前老婆说着，又要哭了，“你拿着吧，再怎么说也是我对不起你，我心里不安——就当你牺牲尊严安慰我了行不行？”

最后我们说好，如果我用这笔钱开了店，店名就用她的名字，聊作纪念。这才结束了我们这对到头夫妻之间的孔融让梨。此刻想一想，我除了欠着她一腔泪水，还欠着她一家咖啡馆呢。并且，如果她坚持认为除此之外，我还欠了她整整十年的青春，我也只好一并承认了。在外人的眼里，她从认识我到和我结婚，完完全全就是昏了头、浪费生命；而最后终于和我离了，很多关心她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啊，我不知不觉就欠了她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