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工作，我的毛衣都被熏出了一股咖啡渣子味儿，情绪却越来越悲观。以三四年前的物价水平来计算，我前老婆留下的那张存折，够开一个相当“劲儿劲儿”的店面了；而每当我在外面混得不顺，也都把这个理想当成了退路——大不了爷做小买卖去。打开咖啡机，招待十六方。但随着房地产业抽起了风，稍微好一点地段的房租都翻了几倍，我手里的钱就飞快地缩水了。

我所能负担的店面面积，从100多平米降到了80平米、50平米，最后只有20多平米了。到了这个地步，房产中介都犯了难：“哥你搞笑呢吧，20平米就别咖啡馆了，务实一点儿干个麻辣烫得了。”因为房租太高，那些已经开起来的小咖啡馆也步履维艰。在南锣鼓巷、学院路和什刹海，很多年轻的店主都对我诉苦：“还不如上班儿挣得多呢。”

我只见过一个无忧无虑的“老板”，那是个下巴尖尖的姑娘，连咖啡机也不会用，每天坐在柜台后面只干一件事，就是把指甲涂成不同的颜色：一个红、一个蓝、一个绿……

“冷落成这样了，你也不着急？”我问她。

“不着急。不过你要再跟我搭茬儿，就有人该急了。”那姑娘有气无力地挥挥手，在我眼前划出一道彩虹，“这店是我老公给我开的，他怕我闲着没事儿勾搭野汉子。”

“真是法律意义上的那种——老公？”

“我去你妈的。”

而且刨除掉房租的因素，我究竟是不是做买卖的那块料呢？这点也很可疑。看着那些岁数比我还小的年轻人一刻不得闲地记账、迎客，和供货商讨价还价，我就心生惭愧。说到底，咖啡馆之于我，只是一个可以用来发呆、神侃、理直气壮地耗过一整天时间的地方。

就在开店的计划又一次止步不前之时，B哥恰到好处地打来了电话。他已经原则上同意拿出一些钱来，在小剧场话剧这方面“试试水”，并邀请我加入。我不认为自己能在话剧艺术上有什么作为，也明白B哥找我，只不过是想在“团队”里安插一个自己人，免得吃亏上当。他又恢复了一副精明而操蛋的商人嘴脸，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也不是图钱，咱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无非就是想干点事儿、干点儿事儿……每当看到现在上演的那些话剧，我就很忧虑……”

“那些个傻逼呵呵的‘知本家’，你知道我最烦他们丫什么吗？”我尖刻地辱骂B哥，“就是明明干的都是卖身求荣的事儿，还非得从裤裆里掏出二两文化责任感来。”B哥则保持了这么多年一贯的从谏如流：“我就欣赏你的直率。”

必须得承认，他是个比我聪明得多的流氓，三言两语就把我拉了过去——而且连报酬都没谈，只许诺给我报销几顿饭局。这样一来，我又有了另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呆、神侃、浪费时间的去处，便如释重负地把咖啡馆的事情扔到了一边。

B哥把“策划会”的地址定在了他那雕梁画栋的四合院。“那个地方，特别适合干点儿和文化沾边的事儿。”这厮恬不知耻地说。当天下午，我如约而至，先被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吓了一跳。上次来，还没见有这俩镇宅之宝呢。我抬起厚重的铜环，轻轻叩响了B哥的朱门。

片刻，B哥趿拉着鞋，夹着一只玉石烟嘴出来开门。我问：“姨太太没在？”

“甭提那娘们儿，我把她遣散了。”B哥烦躁地挥手，转而向我显摆他的石狮子，“这俩神兽怎么样？从河北省定县屯乡屁股村拿大卡车拉过来的。”

“整幢宅子也就它俩是干净的。”

“骂人？”

“夸你富比王侯呢。”

逗了两句嘴，我们穿堂过室，来到高耸、敞亮的正房落座。B哥像一个真正的遗少，径直偏腿上了炕，斜卧在他的“鸡翅木”美人塌之上，从茶几上抄出一只烟枪摆弄了起来。

这个架势简直让我目瞪口呆：“B哥啊B哥，你现在太能装逼了——也不怕我到胡同口儿的派出所举报你？”

“这东西你只在电影里见过吧？”B哥洋洋得意地说，“其实我也不抽，就是这屋子全弄好了之后，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想来想去——哎，就是它。”

没过一会儿，那三个文化二道贩子也登门了，自称是某文化公司的“总裁、副总裁和总裁助理”。我怀疑他们那公司一共就这三个人。而对于B哥这副德性，他们固然极尽阿谀之能事：“民国范儿，这就是陈丹青先生所说的民国范儿。”

我注意到，这几个混混儿的身后，还站着一个看起来很面熟的人。这是个高大的中年人，足有一米八几，留着一头相当狂野的乱发，皮肤很干，脸上的棱角像刀砍斧凿出来的。尽管长了这么个样子，他的神情却出乎意外地拘束——像个站在陌生人家门外的孩子，暗自打量着屋里的人，沉默着。我凝神想了一会儿，把记忆中的人名和形象对上了号，然后扒拉开那几个宵小，探过身去与中年人握手：“董东风——董老师您好。”

董东风颇显为难地对我笑了笑，给人一种岩石开裂的感觉。看到我的反应，文化公司的“总裁”赶紧在一边煽风点火：“董老师是我们请来的……啊，文化顾问。他早年是特别有名的诗人，‘第三代’里的代表人物，这些年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电影……我前几天还在报纸上看见过一张照片，董老师和罗曼·波兰斯基勾肩搭背，说着法语探讨艺术——你们信么？”

“是在狱中合的影么？”为了掩饰方才的热忱，我故意“刺儿”了一句。

“波兰斯基犯事儿了么？犯的什么事儿？”

“奸幼。”

那几个人尴尬地大笑了起来，我又瞥瞥董东风，他却丝毫没有不悦的表情。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B哥附和了两句“大材小用”，也不知说的是“学者搞话剧”还是“奸幼”之中的哪件事。然后他叫保姆进来沏茶拆烟，一干人云山雾罩地聊了起来。整个儿过程中，我都在观察那个叫董东风的男人，而他却像知道被人窥视一般浑身紧绷：沉稳如钟地坐在红木“圈儿椅”上，脊背挺得直直的，仿佛正在饱受“婷美”内衣的煎熬；他的手分别拢在两个膝盖上，松一刻紧一刻，不停捏着自己的腿。配上B哥家里庙一样的装饰风格，场面乍看上去，好像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金刚，正在审讯我们这群聒噪不停的小鬼。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闭着嘴，不接任何人的茬儿。作为一名圈儿里有点名气的学者，这个样子难免给人以倨傲之感，很容易被人民群众归入装逼犯的行列。但是董东风却不是这样，他的眼神疲惫、安详，反而让我们这伙儿人顿生惭愧。有时说着说着停下来，冷了场，某个人就会欠欠身，问他：“董老师，您怎么看？”或者：“董老师，给指条明路吧。”

董老师就小心地把茶杯放在桌上，谨言慎行地说两句。面对我们这个毫不靠谱的“策划会”，他自然也说不出什么靠谱的话，只能泛泛地聊几个大词儿，譬如“间离效果”、“互动”或者“群众路线”之类的。一干人等则集体“哦”一声，叹服：“思路更清晰了。”

结伴撒尿的时候，B哥骑着他的“黄花梨”马桶问我：“这厮到底是谁呀？”

“你说董东风？你不记得他了？”我提着裤子反问他。

“见过么？”

“好多年前了……”我使劲想了想，“咱俩上本科的时候，在‘五四’篮球场打球，一员猛将隔着你扣了一个篮——就是他。他比咱们大几届，那时候就在诗歌圈儿里有点名气了，每年‘未名诗歌节’都会上台朗诵……后来留校任教了，听说这两年又开始研究电影……”

“哦，对对，那时候还老看见他推着一个轮椅在学校里溜达——轮椅上是他的导师吗？”

“不，好像是导师的女儿。”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姚睫。我想象着那个桃儿一样的姑娘坐在学校的湖畔看一本书，书名叫《诗歌，自由的边缘》或《自由，诗歌的边缘》。词语的排列组合仍然混乱，但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书的作者正是董东风。

等我和B哥泄空了回屋，恰好听到董东风在说话。他似乎终于不能忍受我们这种操蛋的开会风格了，声音低沉、一字一顿地建议说：“不管怎么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你们就算还没有剧本，好歹也得确定一个主题吧——题目也得想一想。”

众人又叹服：“明灯儿明灯儿，明灯儿指路。”然后又迅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该先确立主题，后定题目；另一派坚持说，有了好题目，主题也就在其中了。

恰好这时候，B哥家的保姆操着一嘴河南话进来通知：“饭馆打电话了，老鸭子已经煨酥了。”某个家伙灵机一动地叫道：“普罗——董老师不是说过普罗么？普罗好。我们就搞个普罗的保姆题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