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以后，我斜眼看着窗外飘过的一朵云，余光则打量着与姚睫之间隔着的桌面由明变暗、由暗转明。春天真是到了，即使枯坐在看守所里，也闻得见不知从哪儿飘过来的花草的气息。各种生物都在“闹”，我们也要允许一个女青年“闹一闹”嘛。这么一想，我暗藏着的那点儿怨气也烟消云散了。

“你……也没事儿了吧？”我小声问她。

“哪方面？”

“你说呢？”

她低了低头：“算没事儿了吧。”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她的桃儿脸扭向一边：“猜也猜得到嘛……你想听详细的？”

“是。”

“这年头儿，怎么还有人这么关心别人的事儿。”

“我穷极无聊。”

她忽然灿烂地笑了：“等你出来，我讲给你？”

“还留悬念？”

“让你在狱中有个念想。”

我宽厚地笑笑。这时，姚睫反倒问起我昨晚为什么会在董东风家里。我实话实说，董太太很空虚，现在还在疗养院里苦等着那摞《追忆似水年华》呢。姚睫像没事人一样兴奋起来，说她可以替我完成这个任务，只要我向警察说一声，让她把钥匙领走就行。我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情况：董东风托付了我，而我能托付的只有眼前这个姑娘了。然而让她替我去，谁放得下这颗心呢？尽管她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好了”，但天知道她到时候又能干出什么来。我可不想没头没脑地成了她的从犯。

于是我坚定地说：“不行。”

“为什么呀？我是好心。”

“你说为什么呀？”

我的语气不重，只是平铺直叙。但话一出口，姚睫就哭了。我想劝她，却又不知从何劝起，更不知道应不应该劝，到头来只能看着她抹眼泪。

探视时间结束的时候，她像个小学生一样稚气地说：“我知道错了。”

“知错就改吧。”

回到牢房，那个白胖的房地产从业人员又在就“一些经济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不在，他只好对卖烤白薯的进行演说，情绪未免大打折扣。看见我回来，他兴奋地凑上来问我：“咱们再聊聊河北省三河市？”“滚蛋。”我粗暴地把他推开，兀自爬上自己的上铺躺下。

看着天花板上的污痕，我心里竟然有了一种恍惚感，仿佛长了这么大，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自己无法了解的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董东风和姚睫的关系。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师和青春年少的女学生之间假如“有了故事”，会是什么情形？傻子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让我好奇的，只是那个桃儿脸姑娘本人。和她在一起，我总是觉得自己摸不透她，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没心没肺地傻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咧嘴哭。她是如此变幻莫测。而原来我和前老婆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清清楚楚。就连俩人分开，都分得那么让人心里踏实。她要的是什么非常明确，我给不了什么也非常明确。我为她神魂颠倒过、也撕心裂肺过，但到头来留下的竟像是一份无法兑现的合同——而已。姚睫的奇妙，是代沟造成的吗？理性地考虑，我认为很有可能。对于业已成年的人来说，下一茬儿孩子永远都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