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仰起来：“是不是你扔的？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我扫了眼姚睫，然后回答：“是啊，我扔的。”

“为什么扔啊？”

“我吃饱了撑的呗。”我说，“这理由够么？”

“那就好办啦。”校卫队的胖大叔们爽快地说，“这毛病，到吃不饱的地方饿三天就好了——特灵。”

他们架着我往树丛外走的时候，姚睫又追上来，愣愣地跟着我们。一个胖大叔问：“你干嘛的？”

我赶紧说：“谁他妈知道她干嘛的，都什么年头儿了，还有这种见义勇为的傻妞儿——你们要没来，我没准就把她强奸了。”

他们又抽了我两个嘴巴。

根据《北京市治安处罚条例》，我被刑事拘留15天。说来上中学的时候也没少进派出所，但享受一个真正犯人的待遇，这还是第一次。尽管我再三声明自己不会自杀，但警察还是把我的皮带、鞋带都没收了，就连外套上的大扣子都被剪掉了。跟我关在一间屋子里的，有一个卖烤白薯的，他把一只白薯按到了城管脸上，造成了对方轻度烫伤，因此“案情最严重”；另一个则是喝多了酒、猛踹电话亭的福建打工仔，此人不会说普通话，来北京半年了，也没找到工作，在牢里也一声不吭；还有一位仁兄倒是个体面人，他是个地产公司的小头目，被抓进来的原因是在宾馆打麻将。

“5块钱的底儿，胡把清一色才200块，这够得上犯罪么？”白白胖胖的男人抗议。

警察还得给他普法：“桌儿上的GDP超过500就得拘留。”

“早知道用筹码了。”

确定自己的情况不算冤假错案之后，这男人倒踏踏实实地在牢房里睡了下来，夜里呼噜打得山响，白天则揪住我纵论财经大势。这年头，我们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这种民间经济学家——满嘴都是“1亿往上”的数字，口才特别好，条理也清晰，从“宏观政策面”到“民间融资”再到“刚性需求”，由点及面、由面及点，翻过来调过去地论证房地产“还有几年行情”。我只好提着裤子，看着这位同样提着裤子的高人进行经济频道的现场直播，同时想：这厮去干传销也是一把好手。他对我还有一个切实的忠告：“在河北省三河市买套房子，那儿很快就要被纳入‘大北京’版块了。”

除此之外，我们的乐趣就仅限于观察被押送进出的女犯了。每当有扮相妖娆者经过，烤白薯的大哥都会亢奋地跳起来，抓着铁栏杆问人家：“你是鸡吗？”

拘留期间，前来探望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自然是B哥。他幸灾乐祸地给我拿来了一条烟，但却说：“这不是给你抽的，而是让你孝敬牢里老大的，省得人家鸡奸你。”至于我究竟为什么被抓了进来，这孙子连问也没问。

另一个就是姚睫了。我被抓起来的第二天一早，她就等在探视区了。我坐在长条桌子的一端打量着她，看见那张桃儿脸又白又润，根本不像一个抽过风的人。

“我对他们解释说是我干的，可是那些人不信。”她抱歉地说。

“那些人把你当成我的‘蜜’了吧？”我说，“还是个义薄云天的‘蜜’。”

她翻了个白眼：“怎么听着像自己夸自己呀？我又没逼你给我顶缸。”

我负气起来：“对对，我自找的，我犯贱。”

“我也没有这么说啦……”她叹了口气，“总之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不委屈。反正我这些年坏事儿也没少干，喝多了老在街上滋汽车轮子，还喜欢偷摘老干部种在阳台上的丝瓜——权当政府给我结了个总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