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观中国近百余年来国势日衰，如北之伊犁，南之暹罗、缅甸各藩属，相继而为强邻蚕食将尽。现在朝鲜势又岌岌可危，若不及时设法治之，则将来恐更坏于今日。考其致病之由，盖因中国向来之法，其官员以及士子，夙昔仅系诵读古时所载区区列国等书，其于近时欧洲各国情形毫未研究。且至今官宪百姓，究未能与外国真心和好。朝廷虽明知而不能改。故有一种人云：中国之害，系因五十年来与外国交涉并赔偿之款，发捻（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骚扰，加以洋药（鸦片）遍行，银钱全行外漏，而传教者又复各处惑乱人心之故。又有一种人云：现非另改政治不可……中国曾惧外患频来，亟思有以防御，如设同文馆翻译书籍，操练海军，建造厂坞等事。而迄今未能强者，皆因所办并非实意力行，以期自振，不过藉此防备外侮，以毒攻毒耳。今日本乃一极小之国，地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一经革故鼎新，居然强盛若此，竟敢与大国动兵，且能水陆致胜。然究其兴起之由，亦不待外人辩论，中国试自思可矣……”[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