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即因此而作，但报告中推功时不提方伯谦的情况，显然引起了清流的不满。8月11日，翁同　参与拟写的电旨寄发给李鸿章，“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10]

至此，丰岛海战在清政府内正式定性。

就在丰岛海战一案定性10天前，上海《申报》上登载出了一篇明显依据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的细节编写出的报道，刻意推出方伯谦的英雄形象。是谁在给报纸投稿制造舆论，则不得而知。

“（‘济远’）驶至高丽海面，遇一日本兵船，即互相战斗，自晨战至午后三四下钟时始止。初时，船上炮兵似有畏怯之状，统带方君怒以手枪击毙四五人，余遂愿为效命，奋勇争先，炮火喧天，精神益奋，弹丸飞去，击死一日本督兵官，日船大受伤夷。忽日人放一开花炮，击中‘济远’船面，毁及船首大炮，司炮之弁及两旁士卒皆及遇难，死者十三人，伤者二十七人，舵轮亦折损。统领乃将轮捩转，仍得行驶自如，船既转，突开后面巨炮以击日船，日船受伤更甚，日兵官知不能敌，急高挂龙旗乞降，并悬白旗以求免击，其时统领正在挥兵夺取此船，忽有日兵船三号冲护而至，此船胆稍壮，将龙旗放下，依然高挂日旗，‘济远’统领乃折回威海。观于此事，是‘济远’船坚炮利，方统领更谋勇兼至，虽在洪涛巨浪之中，仍有我武奋扬之概，彼‘高升’之被击，特处于不及提防耳，否则奋兹罴虎戮彼鲸鲵，区区乌合之师，何足经我扫荡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