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政治思想之出发点为从周，其实行之具体主张则为“正名”。以今语释之，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盖孔子生当周衰之后，封建政治与宗法社会均已崩坏，目睹天下秩序紊乱，推究其因，不得不归咎于周礼之废弃。故一生言行每致意于尊周室，敬主君，折贵族之奢僭，抑臣下之篡窃。责人不贷，律己亦严。略举数例，如《春秋》书“王正月”，《论语》“季氏”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乡党”记孔子在朝之恭谨，“子罕”载孔子叹无臣之有臣。

“季氏”、“八佾”，则斥为“不可忍”。冉子退朝则辨其非有“政”。诸如此类，不可悉引，可以见正名非孔子偶然之主张。故子路问为政之先，孔子答以“必也正名”，而齐景公问政，又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推孔子之意，殆以为君臣父子苟能顾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而后百废可举，万民相安。若觚已不觚，则国将不国。然则正名者诚一切政治之必需条件也。

正名必借具体制度以为标准。孔子所据之标准，即盛周之制度。就狭义之政制言，则为文武之“方策”；依文武之政以正名，故日“宪章文武”；就广义之制度言，则为“周礼”；依周公之典章以正名，故日“吾学周礼”。而孔子所谓礼者固不限于冠婚丧祭，仪文节式之末。盖礼既为社会全部之制度，“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孔子正名之术若行，则政逮大夫者返于公室，国君征伐者听于天王。春秋之衰乱，可以复归于成康之太平。战国可以不兴，始皇莫由混一。就此以论，则“孔子政治思想在晚周之地位，略近苏格拉底门人埃索格拉底之于雅典。埃索格拉底虽无精深博大之思想足与孔子相较，然其主张恢复梭伦所缔造之祖先旧制则有似孔子从周之论。”而孔于思想与封建天下关系之密切，亦从可窥见矣。

二

从周正名为孔子政治思想之起点，亦为其政治制度之主张。孔子之学，如止于此，则仲尼不过一封建之后卫，周化之顺民，忠实之守旧党，未必遽能取得“贤于尧舜”之地位。盖孔子从周而不以“方策”自限。承认时君之政权，而非以现状为满足。孔子于周制之中发明深远之意义及目的，于是时王之礼，遂有超越时代环境而理想化之趋势。此发明之中心，厥为“仁”之观念。梁启超谓“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语见《先秦政治思想史》)，诚为的论。

仁之含义颇为复杂。单就《论语》所引孔子之言观之，其内容已不一致。吾人于此，不必详论，若就其与政治思想有关系之方面言之，则孔子所谓仁，乃推自爱之心以爱人之谓。故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仲弓问仁，子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子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然仁之成就，始于主观之情感，终于客观之行动。全部之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仁行之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弟，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伏学》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者，正足以说明仁心仁行发展扩充之程序。故就修养言，仁为私人道德。就实践言，仁又为社会伦理与政治原则。孔子言仁，实已冶道德、人伦、政治于一炉，致人、己、家、国于一贯。物我有远近先后之分，无内外轻重之别。若持孔子之仁学以与欧洲学说相较，则其旨既异于集合主义之重团体而轻小我，亦非如个人主义之伸小我而抑国家。二者皆认小我与大我对立，孔子则泯除畛域，贯通人己。抑又有进者，封建天下元后与诸侯并立，寓一统于分割。宗法社会宗子即为世卿，混家事于国政。二者得仁之学说以为根据，遂失其原有不平等不美善之缺点，而转为一种高尚之理想制度。汉唐以后，儒者每称颂封建天下之政治。其实彼所称者非事实上之封建而为孔子仁道化理想化之封建也。

孔子仁学之可能来源，不外(1)姬周之今学，(2)殷商以前之古学，及(3)孔子之创说。据现存之文献测之，首例一端之成分较少，后二者之成分较多。今存比较可信之古籍记载周政者，鲜为仁义之言。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