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颂”称周先王之德，绝无“仁”字。《尚书》“今文”诸篇亦不言仁。

“古文”篇中间或有之，而亦不过三五见。若就《周书> （倜礼>等观之，则周人所注重而擅长者为官制、礼乐、刑法、农业、教育诸事。封建天下之典章文物，至周始粲然大备。凡此不必尽出新创，而系统之完密则超越前代。其对古代政治制度之贡献不啻为中国之罗马矣。夏商以前，记载尤缺，固亦鲜见仁义之说，足为今日之证据。然殷商政治崇高宽简，则古人有此传说。 《尚书·舜典》谓殷之先祖契为舜司徒， “敬敷五教，在宽”；“微子”

之命亦谓“乃祖成汤”“抚民以宽”。《史记·殷本纪》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乃去其三面之故事。其祝词日：“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此虽或出附会，亦足以见古有殷政宽大之传说。周人以用炮烙诸刑，归罪于纣。子贡已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微子”论纣之失政，更谓纲纪不立，其弊在宽。足见纣之暴虐，或为周人之加罪而“语增”。宋楚　　之战，襄公以“亡国之余”，而坚持“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主张，大败于泓而不悔。后人讥其行仁义而败，殆犹有亡殷之遗风。孔子既为殷遗之后，且又好古敏求，于殷政宽厚之传说，亦必深晓。周政尚文，制度虽备，而究不能久远维持，至春秋而有瓦解之势，孔子或深睹徒法不能自行之理，又有取于周制之完密而思有以补救之。故于殷政宽简之中，发明一仁爱之原则，乃以合之周礼，而成一体用兼具之系统，于是从周之主张始得一深远之意义，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之最后归宿与目的，亦于是成立。此最后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于殷道者而创设，故仁言始盛于孔门。

孔子如于殷政得仁道之端，则何以不直述之以为“殷先哲王”之言乎。

其可能之原因有二：

(1)孔子明言，生今反古，裁及其身。对时君而宣扬故国，即使殷亡已久，无复忌讳，而“亡国大夫”之论恐未必见信于世。故孔子之言，凡超出周礼范围者，每托之尧舜及禹，而鲜及契汤。

(2)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之政制，虽或失传，尧舜之政理或有存于口说简载者。他不可知，其宽简朴质更甚于殷，则可断言。故孔子称尧则日：“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其称舜则日：“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此其为道正足以矫正周人礼烦政苛之倾向。故宪章文武者，守其缜密之制度，祖述尧舜者，取其宽大之精神也。如吾人之推论尚无大误，则孔子从周，可谓守旧，而其言仁，可谓复古，若用公羊家之名词，则谓之“改制托古”，亦无不可。

三孔子政治思想之主旨，略如上节所述。主旨既明，吾人可进论孔子之治术，简括言之，孔子所举之治术有三：日养、日教、日治。养教之工具为“德”、“礼”，治之工具为“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助，而教化又为孔子所最重之中心政策。

孔子以养民为要务，盖亦仁爱思想之一种表现。故博施济众，孔子认为圣人之业。而古今从政者之优劣，亦视其能养民与否而定。如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而“养民也惠”为其一端。斥冉求以“非吾徒也，，，正由其为季氏聚敛以病民。此皆意义明显，无待深论。至于养民之途径，孔子所言，亦颇简易，殆不出裕民生、轻赋税、惜力役、节财用之数事。惟吾人当注意，孔子之论养民，以民生裕足为目的。进乎此者，如战国时代之富强政策，则非其所能想像或许可。盖孔子所主张者人民之自足而非财富之扩充。

其财政之见解，略似希腊之亚里士多德。且裕足之标准，自孔子观之似不在生产之绝对数量，而在分配之相对平均。孔子尝谓“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精神亦与“尽地力”一类之政策迥相殊异。

养民为国家必要之政策，而非最高之政策。盖国家之目的不仅在人民有充裕之衣食，而在其有美善之品性与行为。故孔子论卫国之民则谓既富而教，对子贡问政则主去食存信。至其于教化一端则反复申详，言之至审。推孔子注重教化之原因，殆根源于其仁学。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立德之功既竟于我，势不能不进而成人之美，使天下之人由近逮远，皆相同化，而止善归仁。由此论之，则教化不只为治术之一端，实孔子所立政策之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