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之方法有二：一日以身作则，二日以道诲人。孔子尤重视前者。盖政事尽于行仁，而行仁以从政者之修身为起点，前节已经说明。若不仁而在高位，则政治失其起点。纵有作为，恐不免治丝愈棼，徒劳无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又尝谓“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更设譬以明其旨日：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自孔子视之，修身以正人，实为事至简，收效至速，成功至伟之治术。苟能用之，则“不令而行”，“无为而治”。政平刑措，指日可期。天下归仁之理想，于此可以实现。至于诗书礼乐，孝悌忠信之教，其效虽不若修身之深远，而亦为孔子之所雅言。盖孔子平日所以授弟子者，其中大半殆皆化民成俗之术。如子游为武城宰，邑有弦歌，此为最显著之一例。抑吾人当注意者，孔子之教化政策，以培养个人之品格为目的，而不注重智识与技能。乃至射御诸术，亦所以陶融人格，而非健全身体或图谋生计之训练。此为孔子仁本政治之必然趋势，无足惊异。

综上所述观之，足知孔子思想中之“政”，不仅与近代学者所论者不同，且与古希腊柏拉图之说亦有区别。近代论政治之功用者不外治人与治事之二端。孔子则持“政者正也”之主张，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君长与师傅共职。国家虽另有庠、序、学、校之教育机关，而政治社会之本身实不异一培养人格之伟大组织。 《尚书·泰誓》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颇足表现此种倾向。柏拉图亦以道德为国家之最高境界，其“哲君”之理想，亦近于孔子政教贯通、君师合一之主张。然柏拉图之哲君为一尚智之哲人，孔子之君师为一尚德之仁者。君师以德化人，哲君以智治国。其为人与操术俱不相同。

孔子治术之三为政刑。此则不属道德与教育之范围，而为狭义之政治。

简言之，孔子所谓政刑，即一切典章法令之所包，文武方策之所学，周礼之所载，以制度为体而以治人治事为用之官能也。孔子既信教化之功可收无为之效，又何取于有为之政刑乎。盖孔子虽有天下归仁之理想，而亦深明人类天赋不齐之事实。故或生而知之，或困而不学。中人可以语上，而上智与下愚不移。天下之民不能率教而同化者殆不在少数。即此一端论之，已足见国家不可废法令刑赏之事。然而政刑之用有限，仅足以辅教化之不逮。孔子故每言政刑辄露不足之意。如对季康子问政则谓“焉用杀”；论听讼则日：

“必使无讼”。至于孔子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则陈义更为明显。由此可见孔子之治术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殆略近于消极。吾人如进求其故，似可于历史背景中窥见一二。上文中吾人曾谓孔子言仁，或受殷政宽大之暗示。据此以推论之，则孔子之轻视政刑，殆为其对周政之一种改进。周政尚文，制度完密。然尚文之弊，易趋于徒重形式。孔子尝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殆即对此而发，且文胜之弊，不免“法令滋彰”，而周政颇有此种倾向。周礼六官，定制綦详。大司寇县法象魏，事近任法。观《礼记·仪礼》所记之节文，诚有礼烦之感。读《尚，书》

“大诰”、“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诸篇，更觉周人开国气象之中，肃杀之威多于宽厚之德。今日纪载阙失，周人统治殷民之详情已不可考。然以征服者压制亡国遗民之通例推之，则周礼曾实行“刑乱国，用重典”之政策，事属可能，无论周人之目的正大与否，而自殷民视之，其所用“以力服人”之手段则纯为苛政，不能心服。于是怀想故国，自觉其温厚可亲。温厚与否，事固未可知，而殷政宽大之传说必由此以起。孔子虽无背周从殷之意，然其主张重德礼之教化，轻政刑之督责，殆亦受此历史背景之影响也。遵奉时君之制度，缩减其应用之范围，增加其道德之意义，而寓改进于守旧之中，孔子治术之纲领，盖已略尽于此。

四

吾人如谓“仁治”为孔子改进周政之第一大端，则“人治”为其第二要义，而其所屡言之“君子”即人治思想之结晶也。

君子一名，见于《诗》 《书》，固非孔子所创。其见于（周书>者五六次，见于“国风” “二雅”者百五十余次，足证其为周代流行之名称。惟《诗》《书》 “君子”殆悉指社会之地位而不指个人之品性。即或间指品性，亦兼地位言之。离地位而专指品性者绝未之见。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记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如孔子谓“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谓“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为盗。”凡此所谓“君子”显为在位之士大夫．而“小人”则田野市井之细民，纯就社会地位言，与个人之品性无涉。孔子尝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此皆纯就个人品性言，非指社会之地位。其兼二者而言之者，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又如“子路问君子，子日：修己以敬。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据吾人之推想，孔子所言君子之第一义完全因袭《诗》《书》，其第二义殆出自创，其第三义则袭旧文而略变其旨。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故南宫适问于孔子日：“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深喜其得以德取位之意而以“君子”“尚德”许之也。

孔子屡言君子，其用意似有二端。一以救宗法世卿之衰，二以补周政尚文之弊，而两者间实有连带之关系。在春秋之时，封建宗法之制已就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