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春秋“三世”，则不可与此并论。其说兴于汉代，而董仲舒(前179～前104)及何休(129～182)为其代表。董氏“三统”、“五行”之为阴阳家言，显而易晓，无待深辨。何休三世之说，经近世公羊家之推演，则较为复杂。何氏谓孔子“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清康有为乃以春秋之升平当“礼运”之小康，而谓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胜野蛮，拨乱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康氏又谓“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然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群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是又以无政府为太平大同，而“尧舜其犹病诸”，势不得不降为小康升平矣。康氏复推广其说，谓“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为九世，又可推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孔子既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又“通三统”、 “张三世”，以为无量世修正宪法之备。故自康氏视之，吾人述孔子之政治思想，不本之《公羊春秋》，而认其与封建天下有密切之关系，诚不免有轻蔑圣人之嫌矣。

吾人欲明公羊家言三世之不足信，可于何休之自相矛盾一端见之，何氏于定公六年谓“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之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殊不知前乎此者何氏于定公元年已谓《春秋》讥“定公有王无正月，不务公室，丧失国宝”；又谓“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耻”矣。后乎此者何氏于哀公七年谓《春秋》讥鲁国“侮夺邾娄无已，复入获之”，于哀公十二年又讥“哀公外慕强吴，空尽国储”矣。凡此所讥，其重要皆远过二名。而谓二名以外，无所复讥，其谁能置信。又如《公羊传》称“定哀多微辞”，董仲舒解之，谓世愈近则言愈谨，为安身之义。何氏亦谓“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然则《春秋》定哀之笔削大义为“文致太平”乎？抑“邦无道，危行言逊乎”？此又矛盾之说也。以今人之眼光观之，公羊家之称“微言”，迹近欺人，其言太平则意在阿世，故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谓孔子泣涕，曰：“吾道穷矣。”

何休乃大放厥辞，谓夫子素按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公羊传》论《春秋》之旨，在“拨乱世，反诸正。”何休乃谓血书化白，为<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知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于是孔子化为妖道，《春秋》纯为汉作。如止匕论学，诚不如无书矣。何休之说既破，则康有为辈更勿庸置议。盖舍旧籍之明文，立微言以骋臆说，则牵强附会，尽可成章，谓孔子为保皇党、革命党、虚无党，均无不可，惟不足以为谨严之学术而已。

孟子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称“《春秋》以道名分”，是皆以《春秋》为孔子“正名”思想之所寄托，最能得其实情。盖孔子欲因鲁史之文，以存周礼，抑僭侈。故诸侯已称王公而《春秋》书其本爵，周室早巳衰微，而经文致其尊敬。他如臣子弑君，大夫擅国，亦皆明著贬辞。凡此“道名分”之义，《左传》尚少发明，《公羊》《榖梁》则言之至晰。而《羊公传》于尊周之旨，反复申详，尤与孔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言相表里。如桓公五年经书“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佐氏》仅记其事。

《榖梁》谓为周讳伐同姓之国。《公羊》则日“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又如成公元年，经书“秋，王师败绩于贸戎。”（佐氏》第记其事，《榖梁》谓不言战，莫之敢敌也。《公羊》亦谓“王者无敌，莫敢当也。”又如昭公十三年经书“蔡侯卢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 （佐传》谓“礼也。”

《榖梁》谓“不与楚灭也。”《公羊》则谓“此皆灭国也。其言归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此外如隐公元年之著“大一统”，“王者无外”，昭公二十三年之“著有天子”。此皆于封建政治衰乱之后，欲以正名之书法，维持周礼之形式。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吾人若屏除成见，就《：公羊传》之本文以观之，则可知《春秋》之大义，亦孔子“爱礼”主张之一种表现，而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既不见于“三传”，尤非经文所有，殆悉出于汉人之依托杜撰耳。抑又有进者，孔子成《春秋》．欲正名以矫实，非于王纲解纽之事实视若无睹，或予以否认。孔子殆知周礼之不能尽复于一旦，故每求其次，凡对封建制度有利之行为，虽不合于最高标准，亦加以相对之许可。于是诸侯称霸，大夫执国，亦得蒙“实与”之辞。如僖公二年经书“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解之日：“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其日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又如宣公十一年经书“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 《公羊》日：“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其日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公羊》所发明之意与《论语》孔子称许桓公请讨陈恒之言若合符节。康有为认《春秋》得孔学之全豹，《沦语》则只见其一斑。自吾人视之，《论语》遍及仁恕忠信，礼乐政刑诸要义，《春秋》则仅阐发正名之一端。孰偏孰全，岂待深察。康氏此说盖适与事实相反背。故从彼之说则扬大同，抑小康，拥《公羊春秋》以攻群经诸传，持微言异义以压古籍明文。取吾人之解释，则孔子之道一贯，群书之义可通，所必废者董何之曲学，康氏之托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