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和别人一样，做题、考LSAT、准备推荐信。我有个很深的体会：运气很重要，即使你所有的申请材料都做到最好，也只有50%的机会。我的成绩并不是特别好，比我那些室友的成绩要差。也许耶鲁看到我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和法学非常相关，估计我以后可能会考虑做教职，这和耶鲁法学院重视理论研究的传统比较符合，所以选择了我。我的推荐信对我申请成功帮助很大。我在西北大学的教授非常支持我，有一封推荐信是我导师写的。他毕业于哈佛的法学院，又是斯坦福的博士；还有一封信是数学系的一位教授写的，我选了他的课，因为这门课对我的研究方法很有帮助。我猜想，耶鲁综合起来考虑，觉得我和我已经做的准备都比较适合做学术研究。

马：你在美国读大学，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在美国学会了质疑所有的东西，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基本上是教授讲，学生听，然后做一些基本的举一反三。美国教授绝不希望你被动地接受，他们要你质疑，一层层地置疑，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一起进行理论的探讨。这在中国学生看来，是教授做的事情。而在美国，学生是重要的参与者。

我慢慢习惯了高层次的抽象思维。比如以前探索中国问题就考虑中国，探索中美关系就考虑中国和美国。在读博士的过程中，我需要从各种角度、各种层面探讨。什么是中国问题？什么是中国？一层层地剖。我讨论的中国是个地理概念？文化概念？还是人们的一种认同感？比如一个广东人和一个陕北人，他们说不同的方言，但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又批评我们中国人。这种认同感从哪里来？一个个问题问下来，即使很简单的问题，都有许多值得讨论的空间。

来美国之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只是机械地解答问题。来美国之后，知道自己不知道，开始主动地提问题。

马：你在读博阶段做过助教，也了解美国的本科教育，你觉得和国内本科教育有何不同？

李：外交学院在国内是比较特别的大学。我们都是小班教学，20个人左右，教授很负责、很认真，这一点和美国很像。我觉得差别在资源、条件和思维方式上。不过后者和整个中国的大环境有关，来美国的人都会提到。自己在国内学习局限性很大，创新意识不够等等。美国学生在思维上没有太大的局限，我的学生会问很多我想不到的问题。

马：你在耶鲁法学院学习以后有什么变化？

李：我觉得在西北大学读博这四年对我冲击最大，来耶鲁的时候，我已经适应了美国的学术环境，所以在耶鲁的变化比较慢。但有一点比较明显，就是在耶鲁学了法律以后，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在美国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了很多。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哪怕一开始没办法，也有信心处理好。在美国这个法制社会，我们可以努力使自己在法律上不受歧视。现在美国的法律还有对外国人不利的地方，我们的权利仍受到限制。所以如果我朋友有什么纠纷，我已有能力提供帮助。就好像你打开一个窗口，知道屋子里是怎么回事。熟悉了游戏规则，就有能力应付了。

马：耶鲁法学院世界闻名，你在这里学习，感觉法学院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李：在耶鲁法学院发展的空间很大，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校友资源非常丰富，确实是群英荟萃。同学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这对我未来的发展有潜在的帮助。除了人际资源以外，其他资源也极其丰富，比如做研究项目。需要做访谈，学校会提供足够的经费，教授也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你，介绍你要研究的那个领域的专家、知名学者，使我们比较容易地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

马：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李：读完法学的学位，我会把博士读完。以后如果想在美国做教职的话，有两个学位是很必要的。

    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李继似乎都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仔细分析机会成本，考虑好退路，就这样一步步从外交学院走到了美国西北大学，又与世界一流的耶鲁法学院结缘。虽然他在访谈里提到有运气的因素，但如果运气不断亲睐一个人，那这个人成功的背后一定有迹可寻。在李继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努力的足迹。未来充满变数，以不变应万变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没有扎实的英语功底，也许就不会有留美读博的机会，没有博士阶段专注深入的研究，就不会接到耶鲁法学院抛来的橄榄枝。而耶鲁法学院的洗礼，又让他自信地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