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判儒家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就去掉了儒家针对西方分类法的一种自保意义上的毖要含糊或模棱两可。它不仅在理路上不合适，而且对于儒家自身是件危险的事情，比如它忽视了儒家的许多活生生的特点，生硬地制造出儒家与其他宗教的正面冲突，促使儒家或排外，或被外排，而历史上儒与道、佛之间就从来不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将西方宗教的判教方式，乃至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方式用到印度的宗教，比如佛教，已呈左支右绌的窘态，用到中国的文化现j象，特别是儒家上来，就更是勉为其难了。尤其是对孔子，西方的范畴分类实际上就不知拿他老人家怎么办，因为夫子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反例，一切“必固”式的说法的反例。黑格尔说他只是个“实际的世间智者”，龙华民等又断定他在儒教中是神。确实，他既是“至圣”，又只是一“先师”而非“先知”；（按公羊家）他是“王”，但又只是“素王”，或“日日新”意义上的“新王”，而非定格在历史事实中的某一朝代的王。按《易·彖·观》，他处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以神道设教”与后来的孟苟、汉宋儒之间，既承续礼乐教化之天道大统，又使之仁（人）化、文化和历史生命化。不论后世儒者如何不济，不能充分领悟此至圣先师及“素王”的中庸或中行的丰满大义，但只要是真诚的孔门弟子，就总不会完全将孔圣所阐发者都压扁为一门西武的“宗教”。

清末民初，面临以基督教和民主科技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压迫，康有为以基督教为模式建构儒教或孔教，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儒家随着清朝、袁世凯和张勋的败亡而亡败了。

“文化大革命”后任继愈、李申又重提“儒教是宗教”，目的之～是论证“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③看来这些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对儒家的批判还不够到位，似乎已经死了的儒家还有“宗教”的“游魂”在飘荡惑人。这之后，就有了“河殇”、“十字架上的真”一类的反应。

将儒家判为西式意义上的宗教，在现代的、相当西方化了的中文世界的分类结构中，会大大简化我们的话语（如同拼音简化了汉字），让关于儒家的讨论进入一个被人工道路化了的地域。这就出现了两层赞成与反对的格局。在第一层上，大家同意儒家是宗教，这样，赞成儒教和反对儒教的都有了一个可落实的着力对象。在第二层上，大家不认为儒家是宗教，于是赞成和反对儒家的就都相信儒家只有世俗文化的价值，没有神圣的价值。陈独秀（晚年）、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干将主张儒家不是宗教，只是文化或思想，但其意在判此思想为腐朽反动的思想，与整个新文化和新思想，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与思想冲突，而不只是与其他的宗教冲突。另一个潜藏的目的或后果，如某些学者所猜测的，是要否认儒家作为一个正经宗教在现代“信仰自由”的社会中的存在权。④今天，蒋庆先生又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哪电认为，“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与之不同的是）儒教不是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因此，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蒋庆提出让儒教“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j的“上行路线”，以及“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即成立i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懦教协会”）的“下行路线”。并且主1张“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⑦这又让人感到了谈论“儒教”对于儒家可能造成的某种危险。

从形式上，它似乎与康有为的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否可以不复兴儒家？我认为不可。再者，今天和可见的将来，为了复兴儒家，是否可以不“重建儒教”？我也认为不可（理由见下面第三节）。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哪里有危险，哪里才（可能）有拯救。”它对于复兴儒家与中华文化同样适用，因为这复兴，在以“文化大革命”为高潮的广义新文化运动之后，绝不是一件不涉险排难而可以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