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的事情。重提儒教的危险与重建儒教的必要，似乎让我们陷入了困惑。

一、儒教的独特之处何在让我们再次审视荷尔德林这句诗和蒋庆的表达。“危险引出拯救”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意识到这危险，即儒教会使儒家贫乏化、意识形态论的危险，不然哪有什么拯救？其次，就蒋庆的口号而言，“重建儒教”意味着这不是在从头建立一个宗教，尤其不是在按西式宗教的格式来建立一个儒教，而是在某个意义上重现、复现一个历史上有过的儒教，也就是经周公制礼作乐、孔夫子阐扬滦化、后儒各抒其义的“教化天下”的儒教传统，尽管也要如《易·文言·乾》“与时偕行”，做出必要的调整。而历史上主张儒家是宗教的人们，如龙华民、康有为，都既没有充分考虑到原本儒教的独特之处，比如拜祖先祭孔子不同于拜基督与耶和华，尊儒复牢L不同于英国、丹麦式的“立孔教为国教”，⑧也没有将真正的儒教原理作时机化的处理（康有为只会将孔子西方化），以应对时势的格致要求，因而以各自的方式伤害了儒家事业。

那么，儒教的独特之处何在呢？相比于其他宗教，比如我们身边就有的基督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甚至佛教、道教等，儒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主导性精神来源扎根于原本的人际关系或家庭关系，而不出自个人与人格神的关系（比如基督教），不是个人与自己的超越关系（比如佛教），也不只是个人与超越性自然的关系（比如道教）。换句话说，在其他的宗教中，都可以设想甚至鼓励一个个人完全摆脱家庭关系，直接接通到某个更高的意义源头上去，从而获得最后的拯救或开悟。而且这种拯救也不必对家庭关系产生直接的后果。而在儒教中，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至圣仁人也还是不会剪断家庭关系这条脐带，而且由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所培育的孝、悌永远要在儒家圣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成圣成仁也都会反过来滋润家庭关系。这并不（只）是一个什么“宗法”关系或某个历史范畴的问题，也不止于一个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类的最高精神活动中不失去人间的原初关系，从而体现出人类本性的终极问题。⑨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或儒教的复兴就关系到保持人的原初本性和抵御各种异化人性、摧残人性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形态的问题。

对这样一个儒教的特点，我称之为“儒教的人间生活化”或“儒教的亲子源头性”。在西方宗教和思维习惯了的格局中，这个特点具有一种根本的歧义，即在经验与先天、世俗与超越、身体与精神、他人与自我之间的摆荡。亲子关系是身俸的、血缘的，但同时又是精神的、道德的，比如“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本身就又是精神的和伦理的。这关系总涉及他人，但又原初地构成自我，而且是构成比个体自我更深切的自主意识。家庭既是横向的两性相合，又是纵向的过去与将来的交织。它不仅让阴阳两性相交成了夫妇，还将夫妇变成了父母。以这种方式，%陛欲”在“婚礼”中升华，而婚配又实践化为亲子关系、代际关系。这里面没有一处是单个人的，即便面对死亡也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但其中又没有一处不是亲爱交织到了“至诚如神”的终极生存形态的。想用任何一个观念原则来说明、规范和建立它，都注定了要被解构掉，因为它总不能不留下某些伸向“他者”的“印迹”。所以儒教和儒家思想的总体结构不可能像其他宗教，特别是西方宗教那样是金字塔式的，能被不留重大缺憾地建构上去，达到顶点。它的至圣先师生前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最成功者，死后也没有大地的震动和任何形式的复活，而只是如《论语》所说的“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但在其“逝者如斯”之中又总有“不舍昼夜”的意义生成与奔流，让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而“欲罢不能”。所以亚圣孟子只赞孔子“圣之时者也”，这句话有哪一位西方宗教的创始人可似担当得了呢？

因此，儒教与其他所有宗教的一个可见区别是，它没有广义的修道士或离开人间生活的严格修道团体与机构，如修道院、寺观，而只有书院、孔庙和家庙。只有儒教有《孝经》，因为只有在儒教这里，孝这个永远不能被完全普遍化，比如“权利／义务”化的人间关系（夫妻总是在“有别”中“成亲”的，父母总是被特殊给予的，去孝和被孝总在时间中换位的），才从本质上就先于其他一切可普遍化、等级化、理想化的关系，比如“忠”。不了解这样的特点与标志，就不知重建儒教的命脉所在、艰难所在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