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她到底走了多远？她死于1945年3月柏根-贝尔松的集中营里，荷兰解放前两个月，本该属于她的十六岁生日前三个月。

让我们暂时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吧------哑然无语吗------那该是最终在我们心里激起的感受，只要我们想一想，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一边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们惊人的成就，一边是这些为人类建造的巨型屠杀室，让我们再想一想，对于安妮·弗朗克的为数不少的人类同胞们来说，把她送进其中的一间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哑然无语。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感到哑然无语就够了吗------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在我们发现一个原本似乎高度文明的民族竟能发明一种如此凶残的技术之后，我们便开始昏昏然把集中营当作一件普通的历史事实来看待，一如其它的事实；而德国人自己似乎也很容易忘记，就在若干年前，他们在干什么。这就够了吗？一切只能如此了吗------或者，企图将所有的罪责都一股脑地砸向某个民族或党派并溜之大吉就完事了吗？错了，这无济于事。甚至那个孩子，安妮·弗朗克都明白这一点。是人类制造了贝尔松。他们在那里所做的是人类在其内心深处可以做的，只要他们有此意愿。所以问题不该是：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力量驱使今天的人们为至今仍存在于俄罗斯和欧洲其它地区的集中营找到正义的？简言之，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人要如此蔑视他的同胞，以至于让他确信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政治上的对手，就应该，就必须，被如同蛆虫般对待并被彻底扑杀呢？

驱动他的是一种信条。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让某种信条封堵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样他们便能无视受难者的痛苦而专心致力于折磨。再没有比为此目的的信条塑造得更好的了，在人类看来，它正是历史得以完结的工具，带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在今日我们的手中再次高扬。人类的存在就是要为历史的目的效力------而这一目的对训练有素的精英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些特权人物深谙历史的逻辑所要求的是什么；所以任意切割和雕琢活生生的人类素材便自然成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他们有权牺牲一代人，两代人，为了他们所效力的未来。以快刀斩乱麻的心态应对困难重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样的施政形态是不可能温和而彬彬有礼的。除此杀戮的一面------希特勒对犹太人恶魔般的仇恨------甚至连同德国的集中营统统构成了那个国家的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德国精英阶层对待历史必然性的观点错了：他们以为自己曾经见识过这种观点；但实际上他们没见过，而且被打败了。那么，面对某个精英阶层在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充当残酷的天意的代言人，为此辩护的前提必当是：历史的终极意义不能被歪曲和滥用。

果真如此吗？真的能那么肯定吗，在凶残之后，在万千的死难之后，真的必将有幸福，人类的精神之花必将重新绽放吗？这样的终极是否真的可以被预告？是否真的只要统治者够精明，够无情，人类就最终可以被塑造成刚好"合乎历史"的模样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人就其自身而言就什么都不是，他除了作为消极地感受历史进程的工具之外毫无意义。多么荒唐和乏味！真要是可以被预告的话，那进程必得被关闭，而那些精英们必定会说：在我们即将开创的境遇中，一个人必将有能力在他能找到他自己的历史中的那个点上完善他自己，实践他的存在的一切需求和渴望。可是，如果人心的需求永无止境，那么这进程就不是关闭的，也不是可以被预告的，那么那种坚持此是的虚妄又是多么可悲和可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