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阿旃陀寺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而在世界文化史、宗教史中，它同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对玄奘的评价。印度人谈论玄奘，就像谈论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玄奘的大名一再出现在印度古代史的课文中，在印度许多寺院的壁画上玄奘已被描绘成一个半神的人物，他脚穿草鞋，手拿筷子，腾驾在彩云之上。

《大唐西域记》和稍后慧立所著传记中描述的佛国盛况，在唐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奘作为一个光辉的典范，激发了许多人对印度的浓厚兴趣，在当时一度掀起了印度热。在玄奘回来之后的四十年里，到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不少人半路遇难，未竟誓言，一些人酷爱印度，最后留在那里，那些凯旋归来的则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这样的狂热持续了至少三百年。

《大唐西域记》虽然得到唐太宗的赞赏，却没能改变他对佛教根深蒂固的看法，这是一个难以被左右的人。为了使新译佛经便于流通，公元646年7月13日，玄奘上表，请太宗为新译经文作序。太宗拒绝，他知道，作为皇帝，这样的序文意味着对佛教地位的承认。当然这一点正是玄奘希望的，他一再恳请，太宗虽然表面应允，却迟迟不见下文。

敏锐的玄奘对太宗的心机一目了然，他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变皇室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来。这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

公元648年5月至9月，一个漫长的夏天。玄奘翻译完一百卷的《瑜珈师地论》，他一直等待的时刻来到了。玉华宫清凉的空气让唐太宗的心情格外舒畅，胸有成竹的玄奘看起来风尘仆仆、谦逊有嘉。两人相谈甚欢，气氛异常融洽。太宗问及译经之事，有备而来的玄奘提到刚刚译完的《瑜珈师地论》，并把精心挑选的内容讲解给太宗听。那是一段分析君王在治理国家中的过失与功德的经文，它与太宗的经验如此的契合，太宗开始对佛教刮目相看了。待他把有关的章节阅读完毕，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

太宗终于答应了玄奘的请求，为所译经文作序，并在序文中称佛教为“圣教”。一切开始变得顺利起来，当时跟随在太宗身边的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也随即附序。两篇序言一出，长安城的王公、贵族纷纷开始亲近佛法，佛教仿佛一夜间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