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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邓小平?(1)

改革及其敌人 作者:郑永年


在中国“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五千字长文。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希望从中解读出关于这次“两会”甚至是中共十七大的一些重要信息。

温家宝的长文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和“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本文不谈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侧重分析此文所隐含的中共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策话语的变化经常会导致直接的政策变化。

发展再次成为硬道理

就内政而言,温家宝的文章所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提出,自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不断被使用,来论证中国各方面改革政策的合理性。这个概念的逻辑是这样的: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前提。这个逻辑表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

这个逻辑体现在90年代初以来的中共政策上,最终落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念中。现在温家宝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他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也提到“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温家宝特别强调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他引用邓小平“南巡”后中共所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也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话语。

温家宝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高层近年来首次回归邓小平政策导向的最明确的表述。自2002年以来,胡温领导层一直致力于政策层面的创新,来应对和解决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包括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日益增加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环境的恶化和党政官员的腐败等。新领导层意识到,尽管发展还是硬道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经济发展本身就会是不可持续的。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领导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承继邓(小平)江(泽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话语,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等成了这个新政策话语的主要概念。温家宝在长文里强调的是发展,而把近年来发展出来的新政策话语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讲话表明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

问题是,为什么要回归邓小平?从表面上看,可以把这篇文章解读为温家宝对自去年“两会”期间以来对中国改革路线的争论,即所谓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的回应,为今年的“两会”定下一个基调。因为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客观问题的存在,新老“左派”逐渐利用领导层的“亲民”政策话语来“反思”和批评以往的经济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新自由派”则力促深化经济改革,并要求把改革扩展到政治领域。两派之间的争论在去年“两会”前后明显化,代表两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各自召开会议来声明自己的主张,而且也在各种媒体上交锋。尽管两派之间的争论极为正常,但对领导层来说,这样的争论会产生负面的政治效应。对内来说,这种争论会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很多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最明显的莫过于人们对《物权法》的争论及其产生的实际政治影响了。同时,国内的争论也必然产生外部影响。一些西方观察家开始怀疑中国既定的经济改革是否会继续下去,“左派”政策话语是否会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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