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一个偶发因素给日本带来了转机,日本人为之兴奋不已,他们称之为“天佑”,那就是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正是这个“从天而降的大繁荣”为日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日本人将其称为“朝鲜特需景气”。作为侵朝美军的后方基地,日本在战争初期几乎卖光了他们的库存货物。在这些“特需”物资中,超过70%属于武器和军用物资,另外的30%则属于劳务和港口码头等。受益于此,到1952年,日本的外汇储备在三年内增加了5倍。
但仅依靠美国的无偿援助和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的“天佑”,还不能支撑日本实现经济的真正复兴。1949年9月,吉田茂内阁提出《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决议,它标志着日本新的产业政策已经形成,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得到贯彻。
产业合理化有四个主要原则:(1)确立以合理化为前提条件的、最适合未来产业结构的各项产业指导方针;(2)以迅速接近国际价格为目标;(3)依靠企业自身的创造性实现企业内部的合理化;(4)积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提高效率。
最先实现产业合理化的是钢铁行业,在其中,日本政府的通产省发挥了主导作用。50年代前期,日本钢铁业推广了大型平炉和炉前处理及氧吹冶炼技术,初步实现了自动化、高速化、批量化和系列化生产。到50年代后期第二次产业合理化的时候,实现了高炉大型化,年产35万吨的高炉发展成为年产450万吨的高炉。到1960年,日本钢铁企?氧气顶吹转炉的采用率将近12%,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日本的合理化改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引进路线。几乎在日本的所有机械工业中都采用了这种后来被形象地说成“一号机组进口、二号机组国产”的模仿模式。日本正是采用这种山寨式吸收大法,将世界领先技术在短时间内迅速吸收并予以改进,生产出与国外产品相匹敌的产品,进而再次打入国际市场。汽车和电子产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体现出日本产业界和技术人员的学习精神和顽强的创造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1951年9月,美国撇开中国、朝鲜、缅甸和印度这些国家,纠集英?、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55个国家单方面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会后有48个国家在会上提交的所谓《旧金山和约》上签字。这一条约正如吉田茂所说的那样:“对军备未加任何限制,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也未予提及。”《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也就意味着日本已经重返国际社会,在法律上取得了独立。不久日本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生);1953年2月加入了“联合国下属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到1955年6月又成功加入“关贸总协定(WTO的前生)”。合约的签订使日本加入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这些措施,对促进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借重回国际社会的东风,日本从各种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大批贷款,这从资金上保证了其推行的产业合理化得以成功实施,这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要求日本实行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使日本产业界认识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另外,也由于当时日本政府行政能力的高效,其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得到了超预期的执行。原计划国民生产总值为年均增长5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GNP增幅高达9.1 %。
正是基于样强劲的经济表现,在灰烬中重生的日本于1956年提出了更高更远的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
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