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告诉我，如果真有思想问题的话，要去找心理医生。美国人都这样，如果有对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想家了，有情绪上的苦闷、孤独和失落，有家庭纠纷，要找心灵的“归属”等等，就去找心理医生。

临毕业前，我跟一个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在学生会谈论日本文化和文化冲突、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山口百惠和高仓健。我特别推崇高仓健的冷峻、坚忍和刚毅的男人性格。这位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是原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汉语的时候认识的，在北京待过一年，他们对北京比我熟悉多了。当时北京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他们约我第二天到迈阿密当地的电台做一个关于中国的专题节目。

第二天，我们到了迈阿密的WNWS790电台，作为嘉宾，以北京突发事件为背景，回答美国听众打电话来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同学和她的美国男朋友主要是回答北京的市容和地理环境。电台节目主持人和我主要是回答一些关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传统文化等问题，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档案制度、毕业分配、旅游限制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多人出国留学。留学生放洋，他们对中国的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不信任是自我放逐的原因之一，认为这两大制度，约束了个人才能的发挥，使那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成了“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以后历代皇朝改朝换代，都以户籍移交作为政权移交的标志之一。对户籍的管理就是天子对江山社稷、对臣民的管理。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赖以生存的制度。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唐纵从德国法西斯警察系统那里搬来了更为完整的户籍制度，由公安局在各个居民区设立派出所，由派出所掌管居委会和城管组织，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尽在掌管之中。解放后，这一户籍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哪一家哪一户有些什么红白喜事，参军或者入狱，街坊组长肯定知道，肯定管得着。两夫妻吵架，居委会或派出所会派人来劝；闹到离婚的话，街坊组长出面调解，那就更不用说了。时不时，派出所和居委会还会来查户口。我岳父来美国住我们家，就问过是否要报临时户口的问题。我告诉他，美国的居委会是自发组织和由居民区的居民选举产生的，不归派出所管，他死活不信，到现在也不信；就如同我在电台上回答美国听众关于户口制度的提问时，说家庭归居委会管，居委会归派出所管，派出所归市政府管，美国人也是死活不信，“哪能啊？这不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吗？”

美国听众对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的反应比较激烈。当听说没有户口本，就不能在北京住，就没有粮票，没有粮食供应，饭都没得吃，他们就不知所措了。当听说没有档案，就不能调单位、不能换工作，大伙儿都说我在瞎说。他们在电台的节目上问，“档案不是自己编写、自己拿着的吗？”对美国的个人档案管理，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九年级（等于我们的高一）开始，学习成绩开始算总分平均分作为入大学的参考；个人病历可以到医生那里要回来，自己保管；求职信是自己写的，是工作调动最重要的档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不一样了，我解释说：“如果原单位拿着档案不放，你就无法到新单位上班；就算新单位给你一个工作职位，你上班了，新单位也不能给你发工资。”所以有不少的人，当年在中国就因为调动工作调动不了，索性跑国外来了。打电话到电台参加我们节目的美国听众对这一档案制度不可理解。而迈阿密的南美人多从拉丁美洲移民过来，特别是古巴移民，对于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还能理解。他们认为，这跟他们从拉丁美洲移民美国要搞一个绿卡差不多，搞身份的档案可是连指纹都要记录在案的；而没有合法的身份，就等于没有户口，就不能工作，就没有饭吃，就那么简单。

提问的美国人问：如果中国松绑了户口制度和档案制度这两大枷锁，会怎么样？国家会乱吗？大家的结论是，如果中国放宽了户口和档案对人的控制，滞留在海外的留学人员起码有一半要海归回中国去。

那时候，中国人还有一个旅游限制的问题：不能随便出国旅游。要出国的话，第一，要向工作单位的领导申请，没有工作单位的要向派出所申请；第二，工作单位批准了以后，要向公安局进出口管理局申请护照；第三，要申请签证；第四，是没有钱，没有外汇，因此还要申请外汇，要兑换外汇。不是好像今天那么容易的。美国听众认为，没有钱，不能出国旅游，这比较好理解；有钱就可以换外汇了，是不是？申请护照，那好办啦，到邮局填个表，国务院就会把护照寄家里来了。而去许多国家，美国护照是不用签证的。

对于我这样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个组织纪律的约束。这一点，我在电台上没有讲，听众也没有问；估计就算我讲了，他们美国听众也不会明白。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和辅导员会安排好一切，连睡哪个房间、哪个床铺都有所规定。而到了美国，一下子就“放了羊”，心里头，有点失落。刚来美国上学的时候，老是想要找领导汇报工作、汇报思想。我跟我们商学院的张孙教授说，我要不要定期向她汇报一下，她一脸茫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后来，她要我到他们家参加他们的教会查经班——《圣经》学习小组。我跟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校长助理托马斯也说了汇报思想的事。他好像听懂了一点。他要我每周两个中午去教他学汉语，他每周付我40美元，并请我吃午饭。他还像带研究生那样，每星期给我一批书目，让我去读一些书，并写书评，然后向他汇报。名义上是要我帮他做研究，兼教他汉语；其实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朝对外关系的，汉语根本不需要我教。他只是想用自己的钱，尽自己的力，帮一帮我，使我有那种“找到了组织”，能“汇报工作”的感觉。用他的话说，“Iknowyouarestruggling，youareswimming.SwimmingisOK，butdon‘tsink.”他不想看着我沉下去。然而，我还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组织”。

他们告诉我，如果真有思想问题的话，要去找心理医生。美国人都这样，如果有对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想家了，有情绪上的苦闷、孤独和失落，有家庭纠纷，要找心灵的“归属”等等，就去找心理医生。

“找心理医生”？这挨得上吗？

小时候看着到处写着的标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都是一些组织纪律。久而久之的熏陶，养成了一种严格要求自己的自觉性和一定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素质，但这正是一个人独立处世所必要的。

现在，我明白了，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档案，没有了旅行限制，没有了组织纪律，没有了一切约束，我要找的“组织”就是我自己，一种控制自己情绪和心态的能力。依靠自己吧，现实一点，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抓到什么机会就抓什么机会。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守住自己的阵地，尽自己的责任，能为周围的人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那个体制。

就这样，我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