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理同气异以言枯槁有性

《朱子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第四书，曾讨论到理气同异的问题：

问云：大学或问言 人物虽有气禀之异，而理则未尝不同 。孟子集注谓 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二说似不同。岂气不齐，则所赋之理亦随之以异欤？

答云：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纯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幸更详之，自当无可疑也。

所谓 理同 ，是说人物普遍地皆有性（性即理也），而且其所有之性，是一是同。所谓 气异 ，是说每一个体所禀受之气，或纯粹，或驳杂，并不齐一。由于禀气之不齐，所以理之表现亦有偏与全之不同，甚至还有 能表现 与 根本不能表现 之差别。据此可知，所谓 理之异 理绝不同 ，并不是说理本身有异（理是一是同，不容有异），而只是说理之表现上有异。所谓 气犹相近 ，是指 知觉运动 而言。知觉运动是气的作用，在这上面，人与物的差异不大，故曰 相近 。气犹相近，是说气犹有相近者。既有相近，自然有不相近；因为不相近，所以理之表现绝不同；假若全相近，便不能说 理绝不同 。大学或问的说法，是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 。孟子集注的说法，则是 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 。这两处所说，是朱子论理气同异极为重要的话。

依于 理同 之义，朱子又有 枯槁有性 （性即理也）之说，文集卷五十八《答徐子融》四书之第三书有云：

又谓枯槁之物只有气质之性，而无本然之性。此语尤可笑！若果如此，则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两性矣。此语非常丑差！盖由不知气质之性只是此性（本然之性）坠在气质之中

按，徐子融来书不存，他的说法已无从详究，而朱子对他加以陋视，盖由双方对 气质之性 与 本然之性 之理解有所不同之故。若依孟子义，则徐子融的说法亦不见得有何 可笑 与 丑差 之处。盖通常说 气质之性 ，是就气质才质之殊异而说一种性，亦即所谓气性才性。如此，则人实有 两性 可就两层面而言性；而物只有 一性 只能就一层面而言性。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这一段话，正表示人之性有两层面可说。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性，却不在于气质一面（口之于味等），而是在于内在的道德性一面（仁义礼智等）。 气质之性 一词，是张横渠首先提出。正蒙诚明篇云：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又云： 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 横渠的话，很明显地是在 天地之性 （本然之性）之外，又就刚柔缓急与才不才说 气质之性 ，可见横渠亦承认人之性可从两层面说。就此而言，则不仅枯槁之物无本然之性，就是禽兽之类亦不能有本然之性（内在道德性）。

但朱子却不这样讲，他是依据 理同气异 之义，认为性只是理（所以然之理，非孟子内在道德性之性），只是一个，而 气质之性只是此性坠在气质之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所谓气质之性，并不是外于本然之性的另一种性，而只是气质里面的性之表现，或者说只是在气质里面表现的性。气质不同，所以人物有别 人与物之表现理（性）有偏全之异；但却不能因为人物有别，而说物只有气质之性而无本然之性。所以朱子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