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子的“即物穷理”，本是要穷究事物之超越的所以然之理（性理），以成就德、成就善。如今只须转换一下，去穷究事物之内在的所以然之理（物理），也即直接穷究（认知）内在于事物本身的“质、量、关系”，就可以分别做成知识报告以开出科学。参阅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学论要》，《荀朱心性思想的时代意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123—127页。（按，思想观念疏通之后，具体落实的工作，自与西方并无二致，不过如今是华人自己来做，主动来做，不再是西方的跟班，也不屑于做别人的“买办”了。）

2王阳明的“致良知”，本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道德律则）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得到良知天理之贯注润泽而得以各得其宜、各得其正、各得其成。这虽是成德成善，与成知识并不相关，但良知是个活体，它永远在具体感应中，如今良知已感应到知识的重要与必要。当然就会要求成就知识；但良知心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它不会把事物推出去作为知识的对象，所以良知不能直接成就知识，而必须自觉地作一步“自我坎陷”（从“与物无对”的道德心之绝对体的地位，降到“与物为对”的认知心之相对的地位），而后乃能以认知心之身份，在“主客对列，心物相对”的格局之中进行认知活动，以开出知识之学参阅蔡仁厚《王阳明哲学》（台北，三民书局，1974），第四章《良知与知识》，56—76页。。

据以上简要的陈述，可以看出从儒家开出知性学问，本就是一个“相顺的发展”，并没有思想上的困难，也没有观念上的抵触。国人如能一念醒悟，则数十年来的纠结误解，可以一扫而空，而民族文化心灵在通达条畅的情形下，“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自能兼顾并重，相辅相成。

第三纲，政治上的“政统开新”。300前，华族在政治上的表现，其实是领先其他民族的。但中国传统政治却有三大困局，一直未能解决。（1）朝代更替，治乱相循。自尧舜禅让，到三代世袭，又引发汤武革命，下及秦汉，竟形成“打天下”之局面。这表示，在“政权转移”的问题上，始终建立不起客观的法制。（2）君位继承，宫廷斗争。这是从第一困局滋生出来的第二困局。君位传嫡乎？传贤乎？各有利弊。历来虽以传嫡为常规，但也不时出现变故，而造成骨肉之相残。（3）宰相地位，受制于君。宰相制度本是华族在政治上很光荣的成就，但那只是治权层次上的制度。而政权方面却欠缺客观的制度来限制君主之专制独裁，所以宰相常常受制于君。以上三大困局，在近代西方发展完成的民主政治中却一举而消解了。这是民主体制最大的效益所在。但五四以来，国人只着眼于政治的活动与民主政治的“内容”（自由人权），而却疏忽了作为钢架的“体制”。体制不立，内容必无保障。建立民主宪政的体制，才是建国大业的关键所在。只要钢架定了，内容方面随时都可以调节充实。